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12 - Practicing the Buddha’s Way 2 《百年佛緣12－行佛篇2》
Only Beginning to Practice as a Master - My Approach to Buddhism was Somewhat Creative 但開風氣不為師--我對佛教有些什麼創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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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開風氣不為師--我對佛教有些什麼創意我從小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，甚至連學校也沒有看過，十二歲出家以前，曾斷斷續續到私塾上過二、三次的課，但總加起來時間不會超過二個月。因為那個時候到私塾念書，每天要繳四個銅板，四個銅板就可以買二個燒餅，常常為了省錢，就不去上學。
我出家以後，近十年的時間都在保守的寺院裡生活，偶爾也有老師來為我們上課，但次數不多，大部分都在勞動服務中度過。不過我有幸出生在這個新時代，知道自己需要有新思惟、新觀念，要重新估定世間的價值。
基本上我的這些思想、理念，沒有人要求我，也沒有人勉強我，是自然的想到要生存，就必須要適應這個新的時代。只是在古老的叢林裡，根本沒有創新的機會，回想我所經歷十年刻板的寺院生活，每天只有排班、禮拜、長跪、砍柴、挑水等。監學老師不准我們看報紙，不准我們用鋼筆寫字，不准看佛學以外的書籍；對於佛經、佛書又看不懂，就這麼悠悠十年，青少年的歲月就這樣過去了。
直到十七、八歲的時候，我進入棲霞律學院就讀，很幸運的，老師派我到圖書館，負責照顧圖書。圖書館收藏了棲霞鄉村師範學院圖書館的書，因為在抗戰初期，師範學校解散，學校的圖書沒有人要，我們就把書搬回寺中。但沒有人管理，也沒有人借閱，我利用管理圖書的這個機緣，閱讀了不少書籍，這時候我忽然感覺自己好像如夢初醒一般，發現人間竟還有這樣的寶藏。
後來，我知道有一位太虛大師，同學們說他是「新佛教」的領袖，我想，我也要以太虛大師做我「新佛教」的領袖。至於什麼叫「新佛教」，我並不懂，不過我知道，這個時代需要改革、需要創新，佛教不能像過去只是契理，重要的是契機。
大約是十九、二十歲的時候，我在焦山佛學院就讀，見到從大後方勝利回京的太虛大師，當時就好像見到佛陀一樣，我情不自禁地趨前向他合掌頂禮。他含笑回應了幾句：「好！好！好！」就走了過去。雖然時間很短，感動之餘，我當下發願要一輩子「好」下去。而太虛大師的弟子，如芝峰法師、塵空法師、大醒法師，及薛劍園、虞愚教授等，都做過我的老師，並聽過他們短期的講課，漸漸的，我懂得「新佛教」的方向，和「新佛教」的目標。
此時，我在焦山佛學院學習的生活起了變化，毅然放棄學業，向師父要求回到祖庭大覺寺禮祖。很不可思議的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因緣福氣，家師的一位友人，知道我從南京回來，並且讀過佛學院，就叫我擔任當地一間國民小學的校長。其間《大公報》、《申報》成為我開拓新思想和擴大眼界的讀物；而學校雖是小學，也有一些購書的預算，我買很多新書來閱讀。如，胡適之的《胡適文存》、梁啟超的《飲冰室全集》，以及魯迅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的著作等，讓我徜徉在書海裡，思想在雲端裡飛翔，我忘記物質上的困頓，感覺到精神食糧的飽滿，更為可貴。
二十二歲那一年，徐蚌會戰（淮海戰役）國民黨節節失利，我在南京、宜興已感受到戰爭的殘酷，生命受到了威脅，所以，翌年的春節，就經由上海到了台灣，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初春。剛到台灣時，我什麼都沒有，除了身上的一套衣服以外，僅有的就是一張身分證，和師父給我的十幾個袁大頭，就此展開了我在台灣的生活。
最初在中壢和新竹二年的時間，也讀了不少文史哲的書籍，當然在佛學上也稍有心得。這期間，我寫過一些短篇文章，也發表過幾篇新詩，如〈偉大的佛陀〉、〈無聲息的歌唱〉、〈星雲〉等，憑著讀過幾本書的經歷，我開始了教書和編雜誌的生涯。
一九五三年的農曆正月，我到了宜蘭，「為了佛教」我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弘法工作。過去在大陸就曾想過，將來為佛教，我要寫街頭壁報宣傳，要散發佛教傳單，要做街頭講演，要讓佛教走向群眾。
但在宜蘭，地方很小，也很簡陋，自己的經濟條件更是零。不過，新思想的火花，正在那裡催促著我要點亮佛教的新火種。於是我成立了佛教歌詠隊，組織了青年團、學生會、兒童班，也創設文藝補習班、弘法隊。
為了佛教，我好像什麼都要去做。我要為佛教「但開風氣不為師」；我要為了佛教「色身交給常住，性命付予龍天」；我要為佛教「發心走出去」，努力帶動佛教走向人間、走向社會。我好像忽然看到萬千的群眾在向我招手，我必須要弘法利生，我要為佛教開創新局，雖然不敢說自己有什麼條件，只是我有心。我愈是有心為了佛教，自性海中的力量就不斷湧出，一些創意也就源源不絕的從心湧現。
雖然這許多的創新，在當時飽受保守的佛教界批評，甚至視我為洪水猛獸，但我無暇想他，只一心想著，為了佛教，我要盡自己的一點心力，要讓佛教適應於當代，因此就逐步作了一番改革創新。時至今日，如佛教歌詠隊、錄製唱片、光碟、電視弘法、家庭普照、素齋談禪，不就在各寺院道場弘揚開來了嗎？今舉幾項記錄於此。
音樂
對於唱歌，雖然自己五音不全，但是我知道，音樂是弘揚佛法最有效的利器。初到宜蘭時，我組織歌詠隊，不就接引許多年輕人蜂擁而來了嗎？佛經的十二部經中，散文體裁的長行普遍通行，詩歌的偈頌也很重要；諸佛如來，都有十方信徒讚歎，萬千的眾生，也希望聽到讚詠的歌聲。
我雖然對文學有興趣，但是沒有學過韻文，對詩歌的韻腳、駢文的對仗，並不熟悉，但我知道音樂對人類的重要。為了用音樂弘法，不得不著手練習作詞，邀請專家譜曲。初期我作了〈西方〉、〈弘法者之歌〉、〈鐘聲〉、〈快皈投佛陀座下〉、〈菩提樹〉、〈佛教青年的歌聲〉等歌曲，不但到神廟的廣場、社會的禮堂、國家的殿堂高歌，也到軍營、學校、工廠、監獄裡面去傳唱，引起很大的效果。
我看到回響熱烈，於是擴大歌詠隊的影響，在念佛共修的集會中，把傳統程序中最後的「回向偈」，用唱歌或祈願文代替，增加大家內心的感動。我並且請人把梵唄讚偈的音律寫成簡譜，有了簡譜之後，大家感覺到，原來佛教的讚偈很好唱，不再只是口耳相傳而已。有了板眼，就更容易學習了。
當然，這麼一來也引起佛教裡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對，甚至有人倡議說：「哪一個人出來把星雲某人殺了吧。」連這樣極端的語言都出現，但是我想，既然我們已經唱了，就得唱出一個名堂來，於是一不做二不休，在萬分困難之下，我把信徒捐助的淨財，拿去製作錄音帶，甚至製作唱片，擴大歌曲的影響範圍。
總之，在宜蘭的時候，也沒有長老來反對或是讚美，只有年輕人來唱歌。我認為，這是他們在唱歌，這是屬於青年的歌聲，我不必因不同的意見而氣餒，我應該給予青年欣賞和鼓勵。
當時，我也在中國廣播公司、民本廣播電台作過節目，我想，歌聲最多的地方，不就是電台嗎？電台每天都會播放很多的歌曲，於是我就再把佛教歌曲推到電台播放，讓更多的人都能收聽得到。
「佛歌入雲霄，法音驚迷夢……」，一九五三年，〈弘法者之歌〉等諸多佛教歌曲，在電台播出傳唱開來後，一發不可收拾，人人朗朗上口。心悟法師、煮雲法師、廣慈法師、李炳南居士也都跟著作詞、作曲。後來，台灣大學呂麗莉教授、台北工專的吳居徹教授、李中和、蕭滬音伉儷等人，大家都一起響應參與，用歌聲弘揚佛法。
除了傳唱佛教聖歌之外，我也想到，傳統佛教的梵唄讚偈有六句讚偈、八句讚偈等，唱腔很長，如同京戲一般，艱深而不容易學習，所以顯得曲高和寡。然而，梵唄的莊嚴和神聖，卻是無可替代，過去僅僅在佛殿裡，僧伽們做早晚課誦時唱給佛祖聽，為什麼我們不把它唱給諸佛子們聽，不把它推廣到普羅大眾的生活裡去呢？
所以，從宜蘭歌詠隊出身的慈惠法師、慈容法師，從一九八○年代開始，就把梵唄的歌聲帶入國家殿堂，甚至到世界巡迴演唱，如：美國洛杉磯音樂中心（Los Angeles Music Center）、柯達劇院（Kodak Theater），英國倫敦皇家劇院（London Royal Theatre），德國柏林愛樂廳（BerlinerPhilharmoniker），紐約林肯中心（New York Lincoln Center），澳洲雪梨國家歌劇院（Sydney Opera House），加拿大溫哥華伊利莎白女皇劇院（Queen Elizabeth Theatre）等等，看到許多藍眼睛、高鼻子的西方人士購票入場，專注聆聽，甚至演唱結束後，還不斷喊「安可」。終於，「佛歌傳三千界內，佛法揚萬億國中」的理想目標真正實現了。
音樂弘傳的廣度，逐漸發展到全世界佛光山的別分院，例如：美國洛杉磯西來寺成立了「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」，紐澤西也設有佛光青少年管弦樂團；台北的永富、覺元法師則有專業的「人間音緣梵樂團」等。而嘉義南華大學在開校啟教之初成立「雅樂團」，我樂見其成，並囑學校多予鼓勵，十多年來的發展，如今已成為世界華樂中唯一的中國宮廷樂團。
二○○三年，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慈惠法師把我文章中，適合做為歌詞的文字摘錄出來，編成詞庫，向全世界徵曲，並且持續五、六年，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一週的「人間音緣」佛教歌曲發表會。入選的歌曲，讓全球各地的佛光合唱團在世界各地傳唱，已經不計其數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二○一○年，作曲家劉家昌先生在台北小巨蛋舉辦一場三萬人的演唱會，現場演唱他譜曲、我作詞的〈雲湖之歌〉，聽說頗受好評，可見現代舞台上的表演，佛教歌曲也受到歡迎。尤其現代喜喪婚慶的儀禮裡，因為佛教音樂的唱誦，場面變莊嚴了，社會風氣也改善了，更重要的是，人心得到淨化，社會道德自然也會隨之而提升。
創意是一點星星之火，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古時有張良「吹簫散楚」，現代軍歌則鼓舞士氣，提振精神意志。音樂，可以改變氣質，舒展情緒，陶冶性格，增加人生的韻味，唱歌之功也一如梵唄，這又有什麼不好呢？
兒童班
隨著佛教歌詠隊傳唱開來，有時候我也會想：自己當初是怎麼會想到要出家的呢？當時年紀幼小，根本不懂得什麼是了脫生死，也不知道什麼叫斷除煩惱。當然，是有一些福德因緣。不過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很重要的是，應該是從四、五歲開始，外婆就把我帶在身邊，參加了一些善堂的拜拜、法會。再者，聽家人說，我出生一個月後，就寄託給觀音老母做兒子，因此在成長的歲月中，只要看到觀音菩薩身邊的善財童子可愛的模樣， 就倍覺親切，覺得我們也可以與佛同在。再加之家境貧窮，想到出家以後可以讀書，可以學做人的道理等等，就促成自己出家的因緣了。
由於自己幼年時這些小小的善緣，讓我後來看到有那麼多兒童，他們也需要有福德因緣，我就把佛教與兒童的關係連結起來，自覺應該為他們服務。
因此，從一九五○年代開始，除了開辦慈愛幼稚園，每年宜蘭雷音寺打佛七時，雖然沒有多餘的房舍可用，仍然利用丹墀召集兒童們也來集會，命名為「星期學校」，讓小朋友們從小透過聽故事，培養善良的人格。
最初只有二、三十個小孩，但經過短時間的提倡，一下子就增加到一、二千人。已經讀初中、高中的青少年，就組織學生會，還在讀國小、幼稚園的孩子，就成立兒童班。我一個人忙不過來時，正好讓青年團裡的青年，擔任兒童班的老師。例如有一位林老師參與兒童班的教學，五十餘年從未間斷，她就是林清志的姐姐林美月。
回憶起我和這許多小朋友純真的對話，真是歷歷在目：
我說：「各位小朋友，我的家庭都是信佛教的，你們家庭信什麼教啊？」
他們大聲的告訴我：「佛教！」
我又問：「佛教的教主是釋迦牟尼佛，你們知道佛教的教主是什麼名字嗎？」
他們自信的說：「釋．迦．牟．尼．佛！」
我再問：「小朋友，今天信了佛教，應該將來也是信佛教，我們不可以改變佛教的信仰，要永遠信佛教，你們能永遠信佛教嗎？」
小朋友個個堅定的回答：「能．永．遠．信．佛．教！」
那時候，見到這麼多的小孩，我想一個人分一塊糖給他們，只是阮囊羞澀，連糖果我都買不起，更遑論說一個人給一個麵包了。不過，物質雖然貧乏，卻不影響菩提種子的成長，直到現在，這許多兒童班的小朋友，有的甚至都已經從大學教授、高中老師退休了。例如全職在佛光大學擔任義工的張肇、一生在監獄布教的宜蘭大學講師林清志、前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常務委員鄭石岩教授等，都是當年兒童班的小朋友。
從宜蘭的兒童班開始，到現在除了全球各個別分院也設有兒童班以外，國際佛光會慈容法師、覺培法師等人也在世界各地成立「佛光童軍團」，並且加入世界童軍組織，成為會員，每年派遣代表到世界各地學習，讓這些兒童們走向國際。
例如：二○○四年到西班牙參加第一屆世界童軍宗教會議，並取得第二屆承辦權；二○○五年前往泰國參加亞太地區童子軍大會；二○○六年在佛光山舉辦第二屆世界童軍宗教會議；二○○九年佛光童軍團至日本本栖寺舉行夏令營暨神奈川大露營；另外西來童軍團有多名童軍升級至鷹級童軍，據說鷹級童軍是美國男童軍最高榮耀。
此外，每年海內外各別分院也都會舉辦兒童夏令營，在台灣的小朋友們都會回到佛光山來大會師，每一個梯次都是幾千人，還得分好幾個梯次舉行。人間衛視自二○○三年起，也為小朋友製播了一系列的「小小讀經快樂行」、「超級讀經王」、「尋找小狀元」等兒童教育節目，讓經典融入他們的生活中。
尤其，二○○四年起，除了在台灣辦理讀經班外，並結合國際佛光會與香港國際經典文化協會、湖南中華文化學院、馬來西亞麻六甲文教基金會等單位，連續數年分別在香港、北京、台北舉辦「全球中華文化經典誦讀大會」，吸引兩岸三地、印尼、泰國、星馬等多國兒童出席，每一年都有二千多人參加。
一般人都以為小孩子吵吵鬧鬧不重要，其實佛經裡說「四小不可輕」，也就是：星星之火不可輕、小滴水不可輕、小沙彌不可輕、小王子不可輕；兒童雖小，但將來都是國家的棟梁，實在不可輕忽。人世間，凡事都靠我們的一念而成就，我只是一念想到自己童年時的好因好緣，就想要為現在的兒童廣植這許多善緣，相信，這許多種子播撒下去，將來佛教就不怕沒有果實可以收成。
雲水醫院、雲水書車
早在青少年的時候，我就想到佛教要在當代弘揚，需要辦一所大學、一份報紙，尤其是醫療，甚至於養老育幼等善事都應該做，當時大陸也有一些寺廟已經在做施診的善事；一九六一年初，到新加坡訪問，他們的施診醫療就做得相當成功，當時，基督教在台灣也很興盛，他們辦學校、設醫院，賺了大家的錢，大家還說他們很好，可見醫療是人所需要。那麼，為什麼佛教不做一些社會所需要的事業呢？因此幾十年後，當慈濟功德會想要辦一所醫院，在舉行安基典禮時，我也歡喜的應邀前往主持了。
尤其我在離開宜蘭之後，到高雄來開創佛光山，雖然忙於建寺弘法，我想也應該為社會做一些醫療的服務。因此開山之初，就設立了一間小小的診所，免費提供本山徒眾及山下居民看診；但位於本山鄰近的旗山、六龜、甲仙、三民、桃源等鄉鎮都是山區，其中民眾以原住民朋友居多，他們生病時，不僅沒有辦法獲得良好的醫療，也不能工作賺錢，還要花錢來為有病的身體療治。尤其，那山路遙遠，交通不便，即使是沒有病的人，經過沿路的顛簸也會不適，何況是生病的民眾？真是雪上加霜！
為此，我起了這樣一個想法：送醫療到山區！讓有錢的人出一點淨財，幫助病苦的人醫療。
於是，我們買了好多部「載卡多」的小車，定名為「雲水醫院」。感謝高雄醫學院、長庚、榮總等等許多醫院的醫生，及一些護理人員，都願意前來做義工。每天早上，雲水醫療車載著醫生、護理人員、法師從佛光診所出發，到各個偏遠地區為民眾診療。醫療車為人看診的速度，比人到醫院看診還快速，一部車子從甲地到乙地，一個村落一個村落跑，每天每一部車子，就能為百餘人服務。
但是好事不容易做，那時候，山區有許多基督教堂，牧師在山區傳教多年，有相當的基礎，原住民也大部分都信仰基督教，牧師為了穩住自己的信徒，就招呼原住民朋友，不可以接受佛教雲水醫院的診療。有一次，我也隨車到甲仙鄉，車子才剛停好，居民就紛紛集中而來；我竟然看到一位牧師喊叫著：「不可以接受佛教的診療！」不過，純真可愛的原住民朋友，他們在身體保養的需求下，依然前來，並說佛教醫療車的藥物比較好，服用以後，疾病較快復原。牧師也無可奈何。
除了宗教信仰間的這些磨擦，在社會上也遭遇一些困難。例如，山區雖然路途遙遠，還是設有少數的衛生所替民眾看病。然而，衛生所平時就很難擔負起民間醫療的全部責任，再加上雲水醫療車一來，幾乎都要關門了。他們就向政府舉告，說我們違法醫療。但是我們雲水車裡的醫師，都是各大醫院的名醫；我們的藥物，都是有名藥廠的合法藥品，由於我們完全行善不收費，政府也難以取締。
後來，我聽到有些信徒感到過意不去，這讓我想到，原來做善事也要顧念別人，不要有「托拉斯」（Trust）的觀念；想來我應該是侵犯了這許多衛生所的權利，雖然我做的是善事，但造成他們不能生存，這也是不圓滿。之後，我對雲水醫療的推動，就有所顧忌，只有把它設立在山下的一棟房子內，取名「佛光診所」，為本山和來山的大眾以及大樹區民眾服務。除了有專業的醫師、護理人員外，並且交由曾在基督教醫院擔任過護理長的妙僧負責。
不過，「雲水醫院」的構想不成，我就把它轉換成「雲水書車」，並且取名為「雲水書坊」。想到偏遠地區的小朋友、民眾不容易閱讀課外讀物，我就提出「我買書，你讀書」（送書到偏遠地區）的想法。每天由車子載著滿滿的書籍，輪流開到幾個村莊、學校，讓大家前來借書。甚至，還有隨車的義工講說故事，或是懂音樂的義工，為大家拉一首二胡、吹一曲口琴。現在也有五十部雲水書車，在各地廣結善緣了。
我的想法是，有錢的人，可以出錢，給沒有錢的人看病；有錢的人，可以捐書、出資，給沒有書讀的人讀書。這樣的理念，可以拉近一點社會上貧富不均的差距。
就好比，佛光山雖設有淨業林念佛堂，提供大眾念佛共修，但南部許多信徒，生活較困難，或多為生活忙碌，要他每個月打佛七，或每天來念佛比較不容易。我就發動北部的信徒到佛光山念佛，他們卻說，路途遙遠，車費很貴，於是我又發起「我找人出車子，你載他來念佛」。也就是說，有的人忙賺錢，沒有時間念佛，他出了錢，有人代替他念佛；或者，想要念佛的人沒有錢來，你替他出車資，護持他來念佛，這樣彼此都有功德。
又例如，我辦《人間福報》主要是鼓勵大家要讀報、勸大家要訂報。但有的人說他有錢，但工作忙碌沒有時間看報，我就發起「我訂報，你看報」，這樣的方法，也引起許多人響應，至今有一、二萬份就是這樣的讀者。
其實，早在三十多年前，台北普門寺就推動「普門大開」的運動了。那個時候，素食者要吃一頓素齋都不是很方便，因此普門寺發起「我買米煮飯，你吃飯」，免費請大家來吃飯，也推動得轟轟烈烈。後來，位於松山火車站旁的佛光山台北道場，人來客往很多，我就發起「以粥代茶」，每天免費供應臘八粥，現在定名為「平安粥」。你來了，我送上一碗粥，代表一杯茶。有人解渴，有人解飢，對素食者而言，是一個很方便的善舉。
所謂「滴水之恩，湧泉以報」，我之所以設立「滴水坊」，就是要實踐佛法所講的「四恩總報」思想。其中，報父母恩、報國家恩、報師長恩，都容易懂，但是，「報眾生恩」是什麼？如何報芸芸眾生恩呢？
芸芸眾生中有士農工商各行各業，因為有他們，我才可以生存在這個世間。士農工商之中，他們偶爾有一點需要，我也才可以跟他結緣。但是，我的這個理念不容易實施，因為到處無論一粥一飯，都要付費購買；一茶一水，也少不了錢財的支付，所以各地的滴水坊為了人事、物料的成本，都還是斟酌收費。
雖說如此，我並沒有氣餒，現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裡，我設立了「樟樹林滴水坊」以及佛光山「檀信樓」，只要你肯來，就供應你一碗平安粥，或者是你要吃一碗麵、一碗飯，我不計較你給不給錢。你有錢，可以放一點在功德箱；你不方便，吃過了可以揚長而去，不用掛礙。
佛光山的朝山會館也是一樣。朝山客來了，你吃過飯後，不計較費用多少；甚至，雲居樓的齋堂裡，每天幾百人、幾千人同時用餐，不論你是長居或過客，板聲一響，就坐下來吃飯。吃過了，你離開，我也不知道你往哪裡去？我們不談金錢，如果你有心，想要跟別人結緣，「滴水之恩」，你想要報答，山上的許多殿堂，你都可以隨喜添一點油香。
「結緣、布施、報恩」是我設立滴水坊的宗旨。因為我「有」，才能報恩；我「窮」，只想接受別人給予，哪裡有辦法來報恩呢？其實，不一定是富人才能報恩，我們說一句話，給人一點服務、一個敬禮、一個笑容、一個合掌，都是報恩。想到我們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都是來自於社會大眾的支持，滴水之恩，能夠湧泉以報，這是多麼美好的事情。
「富人一些酒，窮人一年糧」，有錢的人揮霍、浪費；貧窮的人一粥一飯，難以溫飽。我想到童年生活的家鄉蘇北，大家過的苦日子，都是一飯難求，現在我們「飽漢要知餓漢飢」，我能擁有這許多，也是來自於十方的成就。所以，過去叢林的語言裡常常有「十方物」、「十方眾生」、「十方大眾物」，表示對來自十方成就的感念與感謝。
因此，我們也應該要有供養心，我為佛教施衣、施茶、施燈、施粥、施書、施報、施醫，布施是細水長流，是活水源頭，從甘泉活水裡，點滴給人，將社會的貧富拉平，施者、受者都能歡喜，彼此兩利。
另外，為了讓美好的佛法教義與日常生活結合，深入每一個人的心中，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我為大眾撰寫祈願文，供民眾在家居生活中，可以隨時祈願祝禱；在春節期間，除了讓民眾來到佛光山可以禮佛外，我也設計平安燈供大家賞燈，讓大家點燈祈福；在美術館裡，我透過藝術品的展出，讓大家能夠陶冶性情，提升對美的欣賞等，這些種種，無不都是希望大眾心靈獲得淨化昇華。以下先從「平安燈」說起。
平安燈
我生長在貧瘠的蘇北，每天除了看滔滔的揚子江水，看著望天收的土地外，童齡時，沒有像現代兒童那樣有福報，有兒童的益智節目、卡通節目，或種種課外讀物可以觀賞、閱讀。
然而距離我家鄉二里路之遙的土地廟，每到春節期間，都會掛起燈籠來，雖然沒有多少個燈籠，在那個沒有燈的黑暗時代，燈籠已經是了不起的燈景了。到了晚上，家鄉裡的人開心的扶老攜幼，「上燈囉！去看燈囉！」現在回想起來，其實它也沒有什麼花色，應該不叫花燈，就只是幾顆燈籠而已。不過，民間有錢人家的兒童，還是能擁有飛機、圓球、兔子、馬等造型的燈。
我來到台灣之後，看到春節期間，一些神道寺廟也會張燈結綵，討個喜氣。再加上社會不斷的在進步，不論是供電的變化，或是工藝的設計，都在精益求精，因此寺廟懸掛的花燈，也會結合一些民間信仰故事，讓民眾前往廟裡拜拜求平安外，同時可以欣賞花燈。
在佛教裡，「燈」代表光明，主要講的不是外界的燈，而是要我們把心燈點亮。當時我就想到，民眾也可以藉由點一盞燈，供在佛前，表示點亮自己的心燈。只可惜，在我最初住的寺廟，連供燈擺設的地方都沒有，即便點了燈，也不知道供奉在哪裡。
直到興建佛光山之後，我們開始提倡點平安燈。大家可以在佛前點亮一盞心燈，在走廊上掛一盞紅色燈籠。一燈之美，讓信者和佛祖，在光明裡交流。
在佛光山獻燈的信徒，我都會告訴他們：「今天整個世界，是你們在放光，是你們賜給世界溫暖，是你們在驅除黑暗。你們在這裡點一盞燈，佛祖看到；來自世界參拜的遊客，也看到你們的燈光，享受到你們的恩惠。正如禪宗所說：『千年闇室，一燈即明』。」
早年，我們也沒有對外傳播「點燈」的想法，幾十年來，現在所有的寺廟，大都有平安燈的設施，可見得，無論神、佛、人民都要光明， 每個人都要點亮心燈。
四、五十年來，佛光山從平安燈會，到花藝燈展、花木奇石燈會，慢慢也影響到整個台灣。現在，每年都由各縣市政府輪流舉辦燈會，每次都有數十萬以上的人前往觀賞。甚至二○○五年，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先生，向佛光山借用會說七種語言的「雞年春曉」主題燈「大公雞」，請它出差到台北燈節，與大家共度元宵節。二○一一年的春節，我們的「三好沙彌」也移師到高雄市參加燈會，吸引了不少民眾合影留念。
總之，燈代表光明，代表了真善美，人間有了光明，才有真善美。從燈的點亮，表達佛光普照，到真善美社會公益的表揚，這不都是我們在為社會點燈嗎？
佛光祈願文
前面說「點燈」，是藉由佛陀的光明，來點亮自己心燈，若要與佛陀接心交流，最直接的，就是「祈願文」了。
我們做佛陀弟子的人，都希望和佛陀訴說心事，就好像與好朋友通書信、通電話，表示聯誼、關懷。我和我信仰的教主佛陀如何接心呢？我禮拜、我稱念、我讚歎、我瞻仰……但是在很多的讚美禮拜當中，還是有很多的話要表達讓佛陀知道，讓佛陀聽聽我們的心聲。
過去的信者向佛陀訴說，大部分都是向佛陀提出要求：請佛陀賜給我平安、賜給我幸福，讓我身體健康、讓我事業順利，卻很少關懷社會、關懷別人。佛教的許多讚偈中，有「端為世界祈和平，地久天長」或是「端為人民祝康樂，福壽綿長」，但這只是大眾的唱誦，而非個人的實踐。回憶起自己對佛陀的祈願，也是一次又一次慢慢的從信仰中昇華。
記得二十歲左右，我與一般人一樣誠心祝禱，祈求佛陀加持，賜給我慈悲、智慧、勇氣、力量，心裡也覺得這是理所當然。到了三十歲，忽然感到自己太自私，每天向菩薩求這求那，都是為了自己要有智慧，要能平安。我應該要為師長、父母、朋友們祈願，希望他們都能幸福平安。我想我有進步，不再自我索求，而是為別人祈求。
慢慢的，到了四十歲，有一天反觀自照，覺得還是不對。只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，這也太狹隘了，應該要再擴大。又改為：希望佛陀為世界帶來和平，為國家帶來富強，為社會帶來安樂，為眾生帶來得度的因緣。每次祈求完後，心中欣喜，覺得自己在修行上又更上一層樓了。
五十歲了，又覺得不夠圓滿，因為每次都要求佛陀去幫助別人幸福、平安，那我自己是做什麼的呢？難道我都不能向佛陀學習，為世界的眾生服務、為他們解除煩惱憂悲、為他們帶來平安幸福嗎？
所以，到六十歲的時候，我覺得應該效法諸佛菩薩「代眾受苦，難行能行」。於是我向佛陀告白：慈悲偉大的佛陀，讓我來擔當天下眾生的苦難，您可以測試您的弟子是否能承受世間人情的辛酸冷暖，能幫助眾生安樂，實踐佛陀的大慈大悲，學習佛陀的示教利喜？
這時候，我才真正覺得我的祈願進步了。我就發心寫了一百篇的〈祈願文〉，定名為《佛光祈願文》。我想，發心立願不是口號，是一種修行、實踐。希望大家在誦讀祈願文時，能夠自我昇華信心、增進慈悲道德，能和諸佛菩薩交流，體會社會大眾的需要。
我在撰寫《佛光祈願文》期間，想到天下人的父母，我就為父母祈願：
「慈偉大的佛陀！
回想自從我哇哇出生之後，父母生我育我，親人教我養我，
我只有受之於他們，卻很少給予報答。……
假如我擁有榮耀，希望能和他們分享；
假如我擁有富足，希望他們也不匱乏。……」
想到社會上清道夫的辛勞，就想為他們祈願：
「慈偉大的佛陀！我們感謝清道夫，
他們每天比太陽還要早起、比時鐘還要準確，
他們的工作就是和髒亂奮鬥，他們的任務就是將清潔給人。
……祈求您的加被，
讓他們在打掃街道的時候，能掃去自己煩惱的塵埃；
讓他們在扶起路樹的時候，能栽植自己心中的菩提；
讓他們在處理垃圾的時候，能消除自己累劫的災殃。……」
甚至於即將生育的孕婦，她們的心情又是如何呢？我也代她們向佛陀訴說：
「慈悲偉大的佛陀！
一個即將作母親的孕婦，
她們有患得患失的心情，
她們有生男生女的罣礙。
希望您施給她們無畏的勇氣，
希望您賜予她們無懼的信心。……」
就這樣，雖然像基督教徒、天主教徒向上帝祈禱、禱告一樣，但是，我們的祈願不只是感恩，我們還要效法佛陀的慈悲，關懷天下蒼生。
從早期佛教的寺院裡，就有文疏、表章，代信徒向佛祖宣讀：某某人等供了多少香花、誦多少經咒，在這裡一誠上達，諒垂鑒可，希望佛陀能夠知道。
但是，這樣的回向多少還是稍嫌功利，佛教重在無相、無我，假如能夠為大眾、為社會、為國家、為世界做一些大慈、大智、大悲、大願的祈願，大眾受到這樣的感召，每個人都為別人祈願，而不是只為了自己，那麼世界和平，一定可期。
美術館
說起美術館，我一生出家的雲水生活，也可以說是周遊世界。建築上，我參觀過希臘雅典的神殿、義大利的競技場、比薩斜塔、印度的泰姬瑪哈陵、柬埔寨的吳哥窟、緬甸仰光的大金塔、埃及開羅的金字塔；自然的景觀中，見過加拿大尼加拉瓜瀑布的壯闊，欣賞過巴西亞馬遜河的自然風光，也親炙過美國大峽谷的鬼斧神工等。
尤其是世界各地的佛教藝術，如：印度阿姜塔的石窟、敦煌的繪畫、雲岡龍門的佛像、大足寶頂的石刻，雄偉的山河、莊嚴的建築，襯托諸佛菩薩的風姿，慈眼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上。
世界的美，需要發揚，佛教雖然在建築上有雄偉壯觀的殿堂，許多寶塔的莊嚴重疊，可以讓朝山遠遊的信徒各處參禮，但對日常生活、心靈上，在在還是需要美的教育。
因此最早我發起建設道場時，就預備要倡導佛教美的藝術。我不一定用語言來介紹，也可以用雙眼來欣賞美景，用悅耳的音聲，讓來訪者感受到佛法的慈悲攝受。所以，佛光山開山之初，我就建設了淨土洞窟、佛教文物陳列館，希望把善美歡喜布滿人間。幾十年來，辛苦收集的文物，所費的心思，真是一言難盡。
記得一九七一年左右，我隨團到日本進行宗教交流，身上僅剩一千日元吃一頓午餐，看到大陸的文物「木刻如意」流落在日本，我忍著飢餓，省下那頓午餐的費用，將如意買下來帶回台灣。
幾次出國，我也可以買幾個紀念品回台灣送人，彼此皆大歡喜。但是，看到散落海外的石刻佛像，實在於心不忍，決定還是把錢用來買下這些石刻佛像。早期，曾經因為飛機托運的限定，我就把佛像隨身帶著擺在腿上，經過幾個小時的飛行，抵達國門時，雙腿都麻痺了。甚至還遭受同道之譏，說我是「跑單幫」經營生意。我也不加辯解，因為我知道自己完成一件美的收集。
我曾請旅美畫家李自健先生閉關一年，專心繪畫〈人性與愛〉系列作品；我也邀請美學專家高爾泰先生畫了百幅〈禪話禪畫〉；敦煌繪畫名家何山先生舉辦敦煌畫展，我收集他的百幅名畫；大陸一級畫家史國良，因為和我在繪畫上的交流，最後跟隨我出家做了弟子，法名叫慧禪。其他，像賀大田的〈老屋系列〉，每一幅要美金五千塊，我也花了五十萬買一百幅；香港阿虫的漫畫、台灣許多名家捐給佛光山義賣的書畫，也捨不得拿出來，因為藝術品賣了，就不能再回來了，我只有省吃儉用，好留下來傳之未來。
像最近浙江博物館收藏的〈富春山居圖〉到台灣展出，十分轟動；而梁丹丰教授大筆所繪的〈佛陀紀念館〉，其氣勢堪稱現代的富春山居圖。甚至，李自健先生所畫的肖像圖，也可稱是世界的絕品，這些，都是留給世人寶貴的藝術品。
比較感到遺憾的，應該是張大千先生送我的一幅大畫〈荷花〉，當初為了籌辦佛光大學建校基金，不得已，只有將它義賣給遠東集團徐有庠先生。雖然那幅畫上面寫有張大千送給我的題簽，現在由別人收藏，我也只能徒嘆奈何。
過去以來，我一直希望佛教與文化、教育、藝術結合起來，因此在全世界，除了辦有四所大學、許多中、小學外，還有二十三個美術館。雖然比不上過去的敦煌、龍門、雲崗石窟，但窺諸今日，佛教界要建設美的世界，歡迎大家上佛光山來。我們不完全注重硬體的建設，但有很多軟體的設施，比如佛像的雕刻、書畫的收藏，都是人間的至寶。只要後代的子孫細心保護這些歷史文物，這些美的價值、美的欣賞，都不是金錢所能比擬的。
為了提供民眾一個心靈的空間，我們創先在道場裡設立了展覽館。像台北道場裝修之初，在寸地寸金的台北市，就覺得寧可以沒有地方吃飯、沒有地方睡覺，也不能沒有一層樓來做為美術館。或許它無法和世界一流的美術館相媲美，但它的書畫文物具有佛法的內涵，相信，是可以展現佛教藝術之美的。
又好比蘭陽別院、南屏別院、南台別院等附設的美術館，不敢說是我的心血收藏，但卻是我的一片丹心上供十方諸佛，下與大眾廣結善緣。其他海外道場，如：洛杉磯西來寺、雪梨南天寺、布里斯本中天寺、馬來西亞東禪寺等，我們都希望藉由美術，能夠美化人心、美化社會、美化世界，讓美可以瀰滿天下。
佛光山的地形不只是一座山，它還具有多功能的殿堂、教室、會議室，以及三館一窟（包括展覽館、陳列館、宗史館和淨土洞窟），佛陀紀念館則有八個展覽處、四十八個地宮、五十六個天宮。我一生沒有受過什麼教育，也談不上什麼真正的創意，我只想到將佛法的心香供養普遍十方，以佛教藝術超越時間、空間、人我之間的美，來平等闡述佛法的人我一如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那就是我們無限的心意了。
園遊會
精神糧食說過了，還是要一說與民生最有直接關係的──吃的問題。
我初到台灣雲遊各地，看到寺廟裡辦法會，都是「辦桌」吃飯。今天某寺院開了六十桌、一百桌，就能知道多少人來參加法會。但是，我沒有那麼大的地方可以開那麼多的桌，也沒有那麼多的費用來「辦桌」，我只能提倡「小小的布施，細微的供養」，讓法會的舉行、信徒的淨財能夠細水長流。
在精打細算下，我設計了園遊會的方式來解決吃的問題。因此，佛光山開山四十五年來，大部分都是過堂吃飯，上千人還可以過堂吃飯，若是上萬人就以園遊會的方式用餐。就像日本人發起吃便當，這對於一個民族的發展非常重要，他不必花費太多時間在吃的上面，一個便當，簡單、迅速，很快就可以解決吃飯的問題。
我記得佛光山一九六七年開山，一九六八年佛學院院舍落成，竟然有五萬人參加。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原本只有預算五百人來，一下子來了五萬人，一時之間，吃飯成了最急需解決的問題，只能盡量分散群眾到各區域用餐。
同樣的情況，一九九二年澳洲南天寺舉行奠基典禮時，也曾發生。原來只預備三百人來，但是典禮一開始，信徒人數已達到五千人以上。我發覺到佛教舉行集會、聚餐，沒有辦法估計吃飯的人數，這是很嚴重的問題。
後來，我想最好解決的方法還是園遊會。一百個攤位，一個攤位準備二百人份，就可以提供二萬人吃飯。即使來了五萬人，我將就一點，也還能應付。果真，在佛光山一試成功，大家也吃得很快樂。所謂園遊會，就像大家聚集在一個公園裡，一面遊賞風景，一面自由餐飲，彼此可以交流。
園遊會最大的好處，是不需要有一個大的餐廳，不需要湯匙、碗盤、筷子。一個粽子，一粒包子，一杯甜茶，一串糖葫蘆，應有盡有；無論你是南方人、北方人都不要緊，園遊會中有飯、有麵，酸甜苦辣，任君選擇，乾糧、冷飲也由你去用。
其實，這也好像是佛教過去提倡的「無遮大會」，平常集會幾千人、上萬人，廚房裡的人，都是忙得七葷八素。舉行一場法會、活動，就像辦喜事一樣，大家共修、同樂很好，但不要把我們的快樂，建築在別人的疲勞、辛苦上面。
因此，假如我設立一個攤位，就可以供應一千個麵包；我設立一個小店，提供涼粉，也不用燒煮。所以，佛光山在建設或各種活動中，用餐的場地不夠了，發明園遊會，就非常管用了。
好比一九九六年南華大學開校啟教典禮，就是以園遊會的方法解決與會者用餐的問題。記得時任副總統夫人的連方瑀女士也前來參加，並到園遊會上每一個攤位參觀，與大家同樂。
又如，二○○九年國定佛誕節，國際佛光會首次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舉行，十萬人以上的集會，我就設計四色「佛誕餐」，用菠菜、黃薑、紅麴、白米調和成四色，搭配不同內餡，簡單方便，又環保營養，輕鬆解決了吃飯問題。另外再搭配「佛誕糕」、「佛誕餅」與民眾共同慶祝佛誕。
特別的是，佛光大學在十週年（二○一一年）的校慶上，為了解決吃的問題，也是採園遊會的方式，連馬英九總統都前往炒米粉，與同學比賽同樂。
佛教在集會的時候，都會唱「南無海會雲來集菩薩」，園遊會裡人來人往，真像是「海會雲來集」；佛教也提倡「禪悅為食」，園遊會時的大眾歡喜，不都正合乎佛意嗎？
現在，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工程完成了，大家都問我：「餐廳在哪裡？」我有餐廳，但在餐廳裡我不一定只供應吃飯，可以集會，可以聯誼，還可以辦講座等。我的構想是，吃飯可以在走廊，可以在樹下，可以在山邊，也可以在草坪上，只要你拿一份簡餐、一個便當，就可以與家人、朋友、同學等，任選一個地點坐下來享用。所以，佛陀紀念館落成的請帖裡面，我就請負責的職事寫明：「因為人多無法宴席接待，只有簡食供應，希望大家諒解。」
中國人是一個重視吃的民族，但有時候對於吃太浪費了。一桌飯菜，還沒有吃到三分之一就不吃了，剩下的三分之二，都浪費掉了。如果社會各地的集會可以用便當、用園遊會的方式倡導簡食，那時，國民的生活，財力、體力、智力一定會提昇。「吃」，包含了很多的智慧，彼此交換意見，體力、財力、願力一定會提昇，為什麼捨此而不為呢？
人類為了求生存，求發展，都是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」。佛教講究規矩，講究儀禮，但也說明了法無定法，一法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是一法。法，真理的法不可以改變；世間做事的方法，可就不一定了。
我倡導人間佛教，為佛教倡導民主；為照顧徒眾父母舉辦佛光親屬會；為中、青代女性提供短期進修的機會，我創辦勝鬘書院，甚至都市佛學院、金剛、婦女法座會、週末共修、報恩法會、家庭普照等。提倡四眾平等，我在佛陀紀念館設立十八羅漢，有三位女眾羅漢躋身其中，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人間平和，公平正義存在，而聊表我些微的供養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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