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12 - Practicing the Buddha’s Way 2 《百年佛緣12－行佛篇2》
The Cloud is Light and Wind is Soft Incident - Development from a Setback 雲淡風輕的事件--從挫折中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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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淡風輕的事件--從挫折中發展我出生於一九二七年，今年是二○一二年了，八十六年來走過人生的風風雨雨，如今回首往事，無喜無憂，但有一些特殊事件，總也讓我體會到人生各種酸甜苦辣的味道，在此就記憶所及，約略一談。
我出生的時候，正逢蔣介石北伐和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在江蘇會戰。那一天，在揚州的一個小鎮上，我母親說：「門外正在殺人，你就哇哇墜地了。」少年的時候，聽母親這樣說，我還幽默地對她講：「我是不是那個被殺的人來轉世的？」被殺的是什麼人，我也不知道。總之，世界上今天少了一個人，明天又多了一個人，還是不增不減。
六歲以前的事情，大概都已不記得了；七、八歲的時候，知道自己很喜歡小動物，性格也很勤勞，歡喜幫忙做家務；九、十歲的時候，甚至於想做童工，幫忙父母賺點錢。橫豎也沒有錢讀書，也不知道讀書的重要，只覺得在家中很受父母疼愛，更應該力爭上游，做一個好孩子。
十歲那一年（一九三七年），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，抗日戰爭開始，日軍很快的就攻打到南京城。我在揚州的家鄉，都可以看到南京大屠殺的火光沖天，熊熊烈火燒紅了半邊天。我隨著家人跟在難民潮裡開始逃亡，家裡都是孤兒寡母，即使逃難，也逃不到很遠的地方，於是就在附近的興化暫時住下來。外婆、母親捨不得家中的家當，逃亡的途中，經常和家人爭執著要回到淪陷區看看。
大概這一年的年底，日軍把江蘇全部占領了，在外婆的堅持下，我跟她花了二天的時間，偷偷返回江都老家，途中雖不是屍骨如山，但說屍骸遍野，一點也不誇張。因為久沒有生人活動，加上大地覆蓋一層白雪，整個空氣顯得清爽，卻又一片死寂。偶爾，為了躲避日本兵的追趕，就睡在死人堆裡，幾次日軍從旁走過，幸好沒有被發現。但在我幼小的心靈裡，因此有了怕死的心理。尤其經過這些生死現場的感受，深刻體悟到生命的無常與恐懼，有好長一段時期，我躲藏在鄉間不敢到鎮上。
在那樣動盪的社會中，十歲的童年，我已經深諳世故，感覺人生沒有前途，曾經想去當游擊隊，但年齡太小；也想著將來要做警察，除暴安良，又沒有讀書不認識字。這時心裡閃過一個畫面，記得小時候跟隨外婆到佛教道場走動時，我見識過許多的大和尚，他們穿著大袍，法相莊嚴，飄然灑脫的身影，曾經讓我生起仰慕之心。就這樣一直到十二歲的那一年，父親外出經商，生死未卜，母親為了要找尋失散已久的父親，帶著我動身到南京，雖然自始至終完全不知他的行蹤，但在找尋父親的路途中，經過南京棲霞山寺，因緣成熟，我就在棲霞山出家了。
在出家前的十二年人生歲月，也多次在死門關前徘徊。尤其，約在八歲那一年，正值嚴寒的冬天，我獨自在結冰的河面上行走遊玩，突然「轟隆」一聲，整片冰塊應聲碎裂，我整個人也隨之掉進冰冷的河裡。按照常情來講，必死無疑。接下來的什麼情況，我已不復記憶，只記得我回到家門口敲門，哥哥出來一看，大吃一驚，他說：「你是怎麼搞的？」我自己也不知怎麼搞的。總之，命不該絕吧。這次意外，算是我人生中幾件特殊事件的開頭。
出家後，歷經寺裡斷炊、勞動、苦工、貧窮、疾病等艱困的歲月，甚至於飛機不定時的轟炸，往往因為震動過大，人就從床的上鋪掉到地面，門窗則像天崩地裂一般，應聲倒塌、碎裂。
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，那一年我十八歲，全國人民盼望著國軍勝利還鄉。當時，我正在焦山佛學院參學，忽然來了數百名國軍說要搜查寺院。把我們集中在丹墀裡，後來又把我們押至江邊。這時有人傳報，我們所有的毛巾、肥皂、牙刷、手錶，日用的東西全都不翼而飛，全寺大眾日用的東西也都不見了！
教務主任芝峰法師一聽，義憤填膺，怎麼會有這種事呢？毫無畏懼的，就向軍隊的長官反應。不意，芝峰法師竟被部隊長打了幾個耳光，甚至部隊長發出一聲我也聽不懂的口令，所有部隊的槍桿子都對著我們，做出要射擊的樣子。
就在那千鈞一髮，我們青年的教師介如法師非常勇敢，大喊：「誰敢？國家勝利了就沒有法令嗎？」那一聲叫喊，空氣剎時凝結，數百名的軍隊、百餘名的僧侶，都忽然靜下來，不知道怎麼辦。部隊長這才又呼喝一聲：「讓這些和尚回去！」
感謝介如法師勇敢的大聲一呼，不然，若被一槍打死，人就在江邊，正好餵了魚蝦。
不過，那個時候我看到這種情況，實在感覺到叫人寒心。所謂簞食壺漿，正盼望王師歸來，竟是如此行為，讓人失望之餘，也感到生命的脆弱，真是應了佛經所說「人命在呼吸間」。其時，我在槍林彈雨中，已經躲過八年，當然這樣的陣仗，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嚇倒我的，只是，對於在動亂中人命尊嚴的微薄，感到唏噓不已。
二十歲時，我在祖庭宜興大覺寺邊上一所國民小學擔任校長，當時國共內戰又起，白天是國軍進出，晚上則是共軍出沒，總令人膽戰心驚，不知道誰是誰非。只要聽到「砰」一聲槍響，知道附近又槍殺人了。每天都處在憂慮裡，終於有一天半夜，我被逮捕了。
關在牢裡的期間，天天有人被帶出去槍斃。這時想到，所謂「眼看他人死，我心急如火；不是傷他人，看看輪到我」，關了十多天，好像就只是在那裡等待一顆子彈。有一天，忽然叫到我的名字，心想，應該是要被槍決了。
但僥倖的，不知什麼原因，我竟然被釋放出來。回寺途中，感覺到所經過的道路好像凹凸不平似的，一路上像跳舞一樣，連平時最簡單的走路都不會了。我並不是因為害怕而顫抖，而是被關了十多天之後，我的雙腳已不聽使喚了。其實，也不是被釋放後一時的感觸而已，試想，人生路不就是這樣的崎嶇難行嗎？
二十四歲，是我來到台灣的第二年，為了感謝中壢圓光寺妙果老和尚收留我，每天清晨四點半，我就到鎮上備辦油鹽米菜等一寺生活所需，來回總要花費五、六小時。為了爭取採購的時間，我也學會騎腳踏車。有一天，正當我騎車準備上街，路經羊腸小徑，忽然看到遠方迎面來了兩位幼童，一時閃避不及，我連人帶車騰空彈起來，從高空俯衝而下，人車一起栽撞到二、三丈的溝渠裡。
溝裡全都是石塊，我掉下去之後，頭直接朝地撞上了石頭，頓時，頭暈目眩，眼冒金星，只覺天旋地轉，昏過去的剎那，我想：應該是頭破血流，必死無疑了。
但是，很奇妙的，不知過了多久，我清醒過來，看見腳踏車摔碎一地，我人卻毫髮未傷。我摸摸頭，拍拍手腳，確認自己還活著，又一次感覺到命不該死。因為捨不得摔得粉碎的腳踏車，於是把它疊成一疊，綁成一捆，扛上肩膀帶了回去。我想，把它作廢鐵賣，也許還能賣得一、二塊錢。途中一時之間，還真讓我有種錯覺，是人騎車？還是車騎人？其實，世間一切都是有相互的因緣關係！
一九六七年我四十歲，當時我在佛光山開山建寺。這期間又是我另一波苦難的開始。現在約略記述經過如後。
共產黨的大本營
那個時候我很想辦好一所佛教學院，因此在師資的邀請上，就特別的用心。我像武訓興學一樣，幾乎是作揖磕頭的拜訪，因而感動一些學者、名教授到佛光山來教書。如：楊國樞、李日章、林政弘、陳鼓應、韋政通、李亦園等等，以及成功大學、高雄師範學院、陸軍官校等許多教授。但有一天，突然從台北傳出謠言，一位名教授說佛光山是共產黨的大本營；接著又有傳言，說佛光山藏有長槍兩百枝，這些說法真是不知從何飛來？
若說佛光山是共產黨的大本營，我想共產黨也夠倒楣，竟然找這麼樣一個窮苦的地方做基地；若說我們收藏兩百支長槍，也真慚愧，因為佛光山兩百支棍子都找不到。
一九七九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時，我人在海外，回來的時候，台灣當局為了審判美麗島事件的涉案人，名律師、名法官、名檢察官對簿公堂，每天報紙上都有刊載。在這種風雨滿天的時刻，剛巧在高雄有一場喜宴，我是證婚人，警備司令常持琇將軍是主婚人，我們同桌吃飯。席間，我為美麗島事件請命，並且拜託他，政治案件要用仁慈的方法來化解，請常將軍建議蔣經國先生特赦。我說：「人，捕也捕了，審也審了，那許多受難的人士，有很多是國家的菁英啊。」
常持琇先生聽了我的話後，表示我的想法有難度；過了一會，他又告訴我，他說：「關於你被投書的案件，在我們的部門裡，起碼有一公尺高。」我聽了一點也不害怕，反而很奇怪。我覺得一公尺也好，一百公尺也好，那都不是我，我罣礙它做什麼？
常持琇將軍雖然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話，在我，生活裡雖然平常，但現在回想起來，還是值得在此書上一筆。
圍山事件
假如有人問我，佛光山開山以來最大的困難是什麼？我想，購地最為困難。過去由於佛光山附近的土地，都是國家放領的農地，要買賣並不容易。雖然法令上有些困難，但還是可以解決。
記得過去一分地，大概只有兩千塊錢的價值，對方一開價就是要五、六萬元。我覺得太貴了，議價沒有成功。過了兩個禮拜，心中想：「算了，就貴一點跟他買吧！」他又漲到一分地十萬塊。到現在，原來以一分地作為議價單位，變成以一坪地來計算了。這些農地、山坡地，只因為靠近佛光山，價碼才會那麼高，這當然苦了佛光山。因為佛光山隨著弘法的發展，因應來山者的需要，建設必須擴大，困難也就不斷增加了。
除了購地的困難以外，山下的民眾硬是要以佛光山山內開的道路「菩提路」，作為他們的產業道路，當然佛光山有維護私有產業的權利，也要維持佛地的清淨莊嚴，因此不允許這些農用拖拉機、水肥車來往其中，干擾信徒的行走安全。
那個時候，民進黨籍的尤清、尤宏兄弟，在佛光山的後山擁有最多的土地，他們也日漸有力量，趁著一九八八年農曆二月初一的「信徒香會」，來山人數最多的時候，發起數十人包圍佛光山的大門，不許佛光山的出家人、信眾遊客進出。這些圍山的民眾，顯然已經妨礙到人身安全、侵犯到別人的自由了。但是，前來處理的百餘名警察，不問事情的始末，只是袖手旁觀，不禁讓我們感慨社會時代的變化。
其實我們知道，這不是針對道路的事件，也不是為了利益的取得，而是慢慢演變成了「族群問題」。對於當地民眾的無理，處理單位的漠然，我們也莫可奈何。其實，在開山之始，我們即本著敦親睦鄰、為民謀福的心，爭取地方上的公共設施與建設，幾十年來，都是有目共睹。例如：
一、大樹位置偏遠，經常當天都收不到郵件，因為過去郵差的腳踏車騎不到這麼遠的地方。我們向郵政總局爭取郵政代辦，還替郵政局購買一輛吉普車，以便他們收發郵件。
二、一九六○、七○年代，大樹鄉還沒有電話可以使用。我們特地到台北總局申請。當時還是戒嚴時代，蔣經國先生偶爾會來山訪問，沒有電話，怎麼能有安全呢？藉助這個理由，電信局才應允安裝電話。
三、過去居民大多使用地下水，後來請到自來水廠安裝自來水。
四、爭取客運公司設立站牌，每天有「民生號」來回高雄，便利村民交通。
五、前公路局第三工程處倪思曾處長來山禮佛，要添油香時，我婉謝他的好意，但要求他添大一點的油香―為還是以砂石路為主的大樹鄉，鋪設一條柏油路。
六、山下警察派出所的圍牆破損，門口的地崎嶇不平，我們捐獻水泥鋪設，表示警民合作，便利民眾行走。
七、一九七七年開辦的普門中學，是鄉內唯一的綜合高中，優惠本地學生學雜費。
八、設置幼稚園，免費提供村民的幼兒就讀，解決附近孩童就學問題。
九、開辦診所，為村民義務看病不收費。
十、提供佛光山上的會堂給村民召開里民大會，讓里民舉辦相關活動。
十一、逢年過節舉辦圍爐，送春聯、紅包，招待村民同樂。
十二、爭取架設路燈。
以上林林總總，但村民都無動於衷，認為這是理所當然，佛光山應該要回饋當地，幫助鄉民。
過去，居民怨怪「麻竹園」這個名稱給佛光山取代了。直到最近，「佛光山的香蕉」、「佛光山的鳳梨」、「佛光山的玉荷包」，慢慢的，「佛光山」成了叫得出去的名字，往來社會各界、國際人士多了，帶動地方的景氣，山下村民才承認「佛光山」三個字。
佛光山經過了四十年的努力，山下興田村大部分的村民才願意和佛光山表示友好。比方，上一任的村長，在佛光山開山四十週年紀念的時候，送來一盆高貴的百年盆栽表示祝賀；又如，最近以來佛光山的義工中，也有部分來自興田村村民。過去圍山的情況，才終成歷史事件，如過往雲煙。
二二八平正法會
回想起一九四九年初到台灣，我就聽說「二二八事件」。當時，心裡一直很想為這些受難的同胞做些什麼，來化解這段歷史的悲劇。早在一九六一年代，我就經常向國民黨中央建議，二二八的問題是台灣的噩夢，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，應該要早一點化解。我的意思是，對於二二八受難的民眾，要讓他們放下仇恨，有關單位應該到受難者家裡拜訪，掛個紅布，鳴炮鑼鼓當眾致意。我想這樣受難者能得到特赦，給予他們平反，畢竟「冤家宜解不宜結」。
後來，又聽說大陸文化大革命後，也有很多案件獲得平反。我覺得若我建議政府為二二八事件平反，他們可能會以為我們是學習大陸的方法，不如來做個中間橋梁；因此，就在一九九一年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成立不久，發起一場「佛力平正二二八死難同胞慰靈法會」，為受難者做一個平正超薦，也對受難家屬做一些慰問。
這件事情，獲得當時行政院長郝柏村先生的贊成，也獲得國防部長陳履安先生的支持，於是就在同年二月二十八日，在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「二二八平正法會」。我們邀請政府官員、民意代表、受難家屬一起參加，並且受理登記，將受難者遺骨奉安在佛光山萬壽園，定期上香祭拜，希望藉此消弭過去的裂痕，將歷史的教訓化為和平的力量。
一九九四年，我們又再舉行「二二八紀念音樂會」，希望藉此安慰受難家屬，以及為冤屈的民眾慰靈。希望在舉辦之後，大家能不分省籍，不分黨派，互相尊重，互相為建設國家社會而努力。
只是，我人微言輕，我們辦的這個活動，得不到社會廣泛的支持報導，當然影響是有限。不過，我們總是祈願台灣社會能夠和諧，族群能夠團結。因為台灣人口不多，不能再為族群問題產生撕裂，應該抱持「居住在台灣的人都是台灣人」的想法，泯除對待，社會才能安樂。
《台灣時報》事件
前面說到一些新聞媒體的報導，不禁讓我想起十幾年前，佛光山受《台灣時報》無中生有詆毀的事件。
我也搞不清楚誰是《台灣時報》的老闆，誰又是《台灣時報》的背景，佛光山平時也沒有訂閱《台灣時報》，也不知道《台灣時報》每天報導什麼訊息。不知什麼原因，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左右，《台灣時報》幾乎每天全版刊登批評佛光山的文章。我們還在尋求管道了解的時候，就已引起全台信徒義憤填膺，認為報導不實，有失公允。一連數天，每到夜晚報紙發刊時間，就有千名以上的人以靜坐、念佛的方式，包圍《台灣時報》大樓，不准他發行，藉以喚醒媒體的道德良知。
人民群眾和報社對立，我想這真是社會的不幸了，我試圖尋找發起這個運動的人，從中了解情況。後來，得知是由一群熱心護持佛教的知識4分子，如陳潮派、林宗賢等人發起這個包圍運動。他們知道跟我講也沒有用，不想連累佛光山常住，於是就自己先行動，對《台灣時報》表示嚴正抗議。雙方僵持不下，最後由監察院長陳履安先生出面協調，《台灣時報》才表示歉意。
其實，在我一生當中，不知受過多少人毀謗中傷，年輕時雖然極力隱忍，不免也會有些難過。有一位長老知道後，安慰我說：「不要難過，佛陀也會被人毀謗。世間上的人，只要他認同的，就覺得是善美的；不認同的，就斥責為醜陋。毀謗有時也是逆增上緣。」我聞言釋然，想到佛陀慈忍的精神，不禁再鼓起信心，勇往直前。
退位傳法
佛光山開山至今已四十六年，轉眼即將跨入「知天命」之齡了。走過開山、弘法等種種困難歷程，雖不是事事圓滿，但也無愧於心。我想，一個團體要永續下去，一定要有傳承，唯有「世代交替」，注入新血輪，才會有新生命、新活力，才會更進步、更成長。因此，在一九六七年開山伊始，對於佛光山的制度化，我就著手擘畫「佛光山組織章程」，做為大眾行事的規章準則。其中之一，對於佛光山住持的任期，採六年一任，可以連續兩任。
之所以這麼訂定，在我心想，佛光山不是建大叢林，應該不用十二年的時間就可以建築完成，之後就可以交棒了。因為社會已進步到民主時代，我很不喜歡過去那種皇朝制度下，那種呼喊著「天子萬歲、萬萬歲」的萬年帝位。尤其，看到一做中國佛教會理事長，就成為終身理事長；一做寺廟住持，就是終身住持，更覺得應該自我揚棄這許多專制時代的陋習。
哪裡知道，十二年下來，佛光山越建越大，債務越積越多，沒有人敢接任住持。再者，佛光山的徒眾，雖然經過了十年、八年的教團生活，但是要在當中選任適當的住持，其時間的醞釀、經驗的歷練、養深積厚的火候也都還不夠。在萬分不得已之下，應大家請求「開山宗長可再連任住持一次」，我就做了三任十八年的住持。
十八年時間一到，我認為佛光山的建設，已經大體完成，為了佛教法脈的永續，人才的培養，我再也不肯繼續做下去，決定交棒。就在一九八五年，我宣布「退位」，由一九五七年在宜蘭就跟隨我出家的心平法師，擔任佛光山第二代、第四任住持。那一年，我五十八歲。
哪裡知道，「退位」這兩個字，竟也成為敏感的問題，總統府相關單位打電話給我，說：「不可以叫『退位』，要叫做『傳法』。」因為那時候，總統府顧忌我喊出「退位」，是影射總統經國先生不退位下台，所以執意要我更名。唉！我只是一介僧侶，哪裡想到那麼多呢？
不過，確實不錯，佛教本來也就有「傳法」、「傳燈」之稱，因此，在大家的認可下，更改這個名稱，我也從善如流，樂於接受了。
在傳法大典中，我向大眾說明堅持退位的原因：
一、法治重於人治。人有去來、生老病死；「依法不依人」，才能常住。
二、世間之事，不是「非我不可」。佛法的弘揚，社會的淨化，是要靠大家共同來成就的。
三、退位不是退休。退位一樣可以弘揚佛法，服務社會，普度眾生。
四、加強新舊交替。佛光山寺交給第二代住持，正表示一代勝過一代。
典禮中，由棲霞山臨濟宗第四十八世傳人法宗法師、悟一法師、達道法師及我四人，共同將象徵傳法的袈裟、鉢、具、法卷等，傳予第四十九世傳人心平法師，同時也有心定、慧龍、慧開、慈莊、慈惠、慈容、慈嘉、慈怡、依嚴、依敏、依融、紹覺、依恆、依空、依諦等人受法。從此立下佛光山「恪遵佛制，薪火相傳，以制度管理，以組織領導」，樹立常住道場民主化的規範。
當時社會的輿論、報紙、電台，紛紛以我的「傳法退位」為話題作報導，發表看法。尤其，《中國時報》社論、《聯合報》專欄，以及名學者如柴松林教授等人，也都發表專論回應，一時之間，引起台灣企業界回響，也覺得應早日學習，交給第二代繼承，才會創新、富有朝氣，不易滋生流弊，又可以培養新血輪，社會更加進步等等。
我也不知道一個「退位」，會引來這麼大的騷動，當日在佛光山「傳法」給心平法師的時候，確實盛況空前，人山人海，前來祝賀此一盛事。我覺得，自己雖不能改變什麼，但是能為社會做一個率先之舉，有益於社會公義，這也是我一生的願望了。
心平法師做了近兩任的住持，可惜因病圓寂，欣慰的是，佛光山的制度已然成形，很快的，便選出心定法師繼任第五任住持，以及後來連任做了第六任住持。現在，已經到了第七任、第八任的心培和尚，在此期中，並由六年一任修改為四年一任。
總之，佛光山雖是新興的寺院、初創的叢林，但它的一切很多人都很關心。現在，已經到了第八任的住持，甚至今年（二○一二年）第九任住持也已選出，這個制度已可以燈火相傳了。如同，我一再跟徒眾強調的，佛光山不是我個人的，是大眾的，佛光山不會因住持換人而改變人間佛教弘法的方針。所謂「叢林以無事為興隆」，以制度公平公正，僧事僧決。我想，季節有春夏秋冬，生命有生老病死，只有「法」是萬古常新，永遠長存的。
封山開山
佛教有很多種的性格：有山林佛教的性格，有社會佛教的性格；有出世佛教的性格，有入世佛教的性格；有只求自利的佛教性格，也有發心利他的性格。在佛光山，我們只是本著佛陀的本懷，也接受太虛大師的倡導，有著所謂「人間佛教」的性格。
人間佛教的性格，就是要興辦佛教的事業普利蒼生，就是要提倡積極服務人間，推動社會的福祉。但是，這樣的取向，不是當今流傳二千多年的佛教，所完全能接受。保守的叢林、消極的觀念，對「菩薩道」幾乎只是口號的實踐。例如，佛教的四弘誓願：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數千年來，僅是在佛殿裡面唱誦，沒有人敢說：「我來度無邊的眾生，我來斷無盡的煩惱，我來學無盡的法門，我來成就無上的佛道。」沒有願力的佛教，在現代人間社會無法流行，不能深入人心，不能走進人的家庭生活。
佛光山開山以來，打著佛陀人間性格的旗幟，弘揚以菩提心為本的人間佛教。所謂「以文化弘揚佛法」：辦了多少出版社、流通處，出版各類書籍、辭典、影印大藏經等，把二十二年佛陀的般若智慧貢獻給現代社會。「以教育培養人才」：創辦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佛學院等，主要的，就是要讓佛教徒都能成為人天師範。「以慈善福利社會」：開辦診所，布施救濟，急難救助，興辦養老育幼院等；並且發起「我出錢，你治病」，送醫療到偏遠地區；「我買書，你讀書」，讓雲水書車走遍鄉村郊區；「我發心，你吃飯」，我們「以粥代茶」，讓人間到處洋溢著溫暖；「我訂報，你看報」，鼓勵大家閱讀書報，增廣見聞；「我出錢，你修行」，我出車資，你去修持念佛等等。
我覺得人間佛教就是互助互惠，施受平等的社會。但是在這人間，不管你怎麼樣美味，怎麼樣好吃的菜色，也有人覺得不合口味。就好像佛陀所說的，剛擠出來的牛奶，你不一定喜歡，加一點水分、糖精，或許你才會認為可口。所以，佛光山開山以來的表現，雖然都已經在實踐人間佛教了，但還是招致一些口頭上的議論、批評。我也很慚愧，只想到為了佛教，其實許多地方為了佛教的美名，也一樣會得罪別人。
在佛光山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之中，擁有博士學位者五十多人，擁有碩士學位者二、三百人。甚至於在家信徒中，是翰林學士、碩士、博士、檀講師、檀教師者，不計其數，實在講也太過張揚了。
所以我想，在人世間，到底還是要低調才能生存，要低調才能平安。因此，我在佛光山的淨土洞窟裡，最初設計的理念就是，極樂國土的大門只有五尺高，你一個六尺高的身軀，想要進到淨土世界，必須要謙虛、要低頭。
我雖然懂得這樣的說法，但自己在人間弘揚佛法的道路，一直是昂首前進，沒有低頭，也沒有低調。有時候，清夜捫心，不禁也會想到對不起很多的人，所以，在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，在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紀念的那一天，我毅然宣布佛光山「封山」。
消息一經發布，震動朝野，甚至，大陸中國佛教協會的會長趙樸初居士都來信讚美我的決定，可見得封山之舉，在教內、教外的人看來，他們也同意、接受。
佛光山確實需要封山，因為跟隨我的青年徒眾沒有假期，每天周而復始，從事教育、文化、慈善、共修種種活動，都是發菩提心為佛教服務，為眾生服務。那些跟隨我數十年的青年弟子，現在已慢慢邁入中年、老年，我也應該留一點時間給他們修身養息。封山，他們就可以暫緩奔忙的腳步。
但是，佛光山不像過去的叢林，有良田萬頃，有房舍千間，有山林生產，佛光山什麼都沒有，封山，就等於是斷絕人群往來。平時我們賴以生存的，是源於信徒在佛前施捨的油香功德，忽然說封山，一切都斷絕、一切都停擺了。我也知道，這對山上是一項很大的考驗。不過，在海外的徒眾也紛紛支持封山，他們都說：「師父！你封山，所有的食用物資，我們在海外可以辛苦奮鬥，可以為常住補助，可以供養本山。」
好在佛光山多年來，在海外各個國家建立了別分院，現在，發揮了團隊的精神，給予封山後的總本山支援，使之屹立不動，大家一樣可以安心辦道：著作的著作，教書的教書，參禪的參禪，念佛的念佛。
在封山期中，佛光山的禪堂、淨業林念佛堂、佛教學院，大家各自修行，特別精進。例如，一打禪七，就是七七四十九天；一啟動念佛，就是七個七永日。佛學院中，長年累月書聲朗朗，經聲不絕。佛光山突然間社會氣、人間味減少了，道心增加了，道念增加了，感覺到「封山」，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。
然而，封山三年後，政府提出願望要我們重啟山門。因為基本上政府護持佛法，佛法應該也要輔助政府淨化人心，加強社會道德的建設。經過三年的封山，信徒也希望佛光山重開山門，佛光山是僧信共有的，既是信徒發心建設，我們僧侶也不能為己過甚。在佛光山重啟山門時，已經是二十一世紀新的時代來臨了。
光陰似箭，從重啟山門至今，不覺也有十多年了，但是有些人士，還是告訴我說：「佛光山不是已經封山了嗎？」可見，封山在大家的記憶中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所謂「封山！封山！常住責任一肩擔；封山！封山！佛法的山門永不關。」但是社會人士以為佛光山到現在還在封山，這個訊息不知道是什麼意義？這就令人難以揣摩了。
回憶這三年的封山期間，我們辦《普門學報》、辦人間衛視、辦《人間福報》等。再開山後，我們對人間佛教的推動更加積極；再開山後，看到佛光會十多年在國際間的活躍，參與的信徒、會員，對佛法也都逐漸信心成熟。青年的歌聲，電視台的新聞轉播，《人間福報》各種的報導，也都因為開山，好像人間佛教又再活絡起來了。
在弘法初期，由於佛光山辦了許多創新的佛教活動，經常被社會誤解，被同門批評。有時為你戴上紅帽子，有時又為你戴一頂黃帽子。紅帽子，是解嚴以前的台灣足以讓你砍頭的罪名；黃帽子，是在教界裡置你於死地的居心。對於這些，我並不急於爭辯，只是為了佛教，盡己所能，為所當為。
早年，我為佛教發聲建言，多次被教界人士議論為異端分子；後來，又因軍工商各界官員前來請益佛法，我又被新聞媒體說成與政治掛鈎，眾說紛紜，我也沒有理會，只是淡然處之，默然以對。因為，凡是只要是對的、有益於社會大眾的，我還是要勇敢去做，就像為「二二八平正」舉行的相關活動。
結語
佛光山開山四十餘年來所發生的特殊事件，除了上述這些之外，可說是不勝枚舉，比方還有許多靈感的事蹟等；然而，站在宗教的立場上，提倡人間佛教的我們，也不便去過度的宣揚。不過，許多民間宗教的神明、信徒，經常來山拜佛、訪問，倒也是一件有意義的活動。
此外，佛光山在一九七七年傳授國際三壇大戒，被譽為「模範戒期」，後來為加強佛弟子的訓練，分別於一九八八年在美國西來寺、一九九八年在印度菩提伽耶、二○○四年在澳洲南天寺等傳授國際三壇大戒；甚至，一九九一年在佛光山舉行為期三個月的羅漢戒期，都為佛教寫下一些殊勝的紀錄。
乃至，兩岸的往來交流，佛指舍利的迎請供奉，學術會議一次一次的召開，我們相信：多少的煩惱事，最後都成為菩提；任何不淨的污泥，只要我們真心，也會生長出清淨的蓮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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