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4 - Social Affinities 2 《百年佛緣4－社緣篇2》
My Appraisal of Contemporary Characters 我對當代人物的評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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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對當代人物的評議我生不才，只是一個平凡的僧侶；也有人佩服我，但是我更佩服別人。像佛教裡的太虛大師、印光大師、弘一大師、八指頭陀、虛雲老和尚等，都是我景仰的人物，但已在他處提到，這裡就不再提及。至於歷史上多少英雄人物，我也不去談他，只談生死在百年之內我所佩服的社會人士十二位，提供給與我有緣的人知道我心中有什麼人物。
我以他們出生的時間依序來說：孫中山、蔡元培、甘地、梁啟超、宋教仁、艾森豪‧威爾、胡適、安貝卡、鄧小平、傅斯年、德蕾莎修女，以及赫爾穆特‧科爾。
這十二位人物中，以曾任德國首相的科爾最年輕，今年（二○一二年）八十三歲；而我見過本人的，只有胡適之博士和艾森豪將軍，其他的人我都沒有見過，只是欣賞他們一生的風儀。
艾森豪將軍曾在一九六○年六月到訪台灣，成為唯一來過台灣的在任美國總統，當時我也躋身在歡迎他的人群中，是什麼原因前往歡迎的，我已不復記憶了。政府播遷來台之後不久，胡適先生從美國回台講學，我也擠在人群裡，聽過他幾次的講演，那時候，我對台北的地理還不熟悉，我也記不得是在什麼地方了。
我對這十二位人物，主要覺得他們不只是我個人心目中崇拜的英雄而已，應該是普世人類應該尊敬的仁者，略述我讚許他們的理由如下：
孫中山（一八六六～一九二五）
孫中山，本名孫文，出生在廣東香山翠亨村（今廣東中山）。我非常尊敬和崇拜他，他是偉大的革命家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，到了今天，雖然海峽兩岸、黨系意見各有不同，但是大家都有一個共識，孫中山先生，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國父。
我出生前二年，一九二五年，中山先生因肝癌往生，他一生都奉獻給中華民國，他為國為民的事蹟，實在是不勝枚舉。
一、他是一位革命家：他呼籲廢除不平等條約，中日甲午戰爭時，在檀香山創立第一個革命團體「興中會」，後來改為「同盟會」。歷經十次革命之後，於辛亥年武昌起義成功，終於推翻滿清政府，創建民國，二千多年的帝王制度宣告結束。
二、他是一位思想家：他提倡天下為公、三民主義。以民族、民權、民生，倡導主權在民，政黨政治、平均地權等主張，讓中國人在思想上大開眼界，是中國近代史上，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。
三、他是一位政治家：國父認為：「政是眾人之事，治是管理，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。」漢滿蒙回藏，始終擾亂著中國的政局，難以安寧，孫中山先生倡導「五族共和」，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」，主張大家平等，過去千百年來的種族情結，才慢慢得以獲得和解。
四、他是一位實踐家：他身體力行「不做大官，要做大事。」人生以服務為目的。身為臨時大總統，為了顧全大局，他請袁世凱擔任大總統，自己退出政界，建設中國鐵道，他認為中國要富強，必須從交通著手。
五、他是一位哲學家：他認為，佛教為救世之仁，佛學為哲學之母，研究佛法可補法律之偏。他的想法是：「國家社會者，互助之體也；道德仁義者，互助之用也。」等於佛教的人我一如，生命是共同體。
六、他是一位心理學家：他說，「國者，人之積；人者，心之器。」他深知心理的感受產生思想，思想成為行為，行為決定了個人和國家的命運，國家的根本是人民，人心是一切動力的來源。
七、他是一位經濟學家：他提倡社會互助理論，曾說「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，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。」唯有共生才能共榮，互助合作才會有希望。
八、他是一位菩薩義工：他性格慈悲，從醫時，經常為窮人義診，革命期間，建設民國，更是無私無我的犧牲奉獻，疲於奔命。
以上八點，是我個人一些看法，實在難以描繪國父建立民國，走上共和，千生萬死之一二。光是推翻滿清帝制，根據統計，自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之間，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，就有二十九次之多，前後歷經十七年。後來，軍閥四起，列強覬覦，中國就在戰爭、貧窮，民不聊生的動盪中陷入水深火熱，國父革命，建設民主之路的艱難，可想一斑。
其實，國父和佛教的因緣很深，在佛光山大智殿設有一個「宗仰上人紀念堂」，是為了紀念棲霞法脈的一代高僧宗仰上人。宗仰上人在民國締造之前，曾經加入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，捐助資金，幫助孫中山先生完成革命，當初他與孫先生往來的書信，也都被妥善的保存。
另外，太虛大師在一九一二年赴廣州宣揚佛法，被推為白雲山雙溪寺住持，並與仁山法師首倡組織「佛教協進會」，進京謁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，提出改革佛教計畫，當時中山先生還以手令褒勉他們。
一九一二年以後，孫中山先生宣布「政教分立」，取消僧官制度，在八指頭陀寄禪大師的奔走下，核可成立「中華佛教總會」，存在一千六百年之久的僧官制度終告結束，讓政治歸政治，信仰歸信仰。而國父遊歷普陀山時，更曾親眼目睹觀世音菩薩顯現靈異的事蹟。
「和平，奮鬥，救中國」是國父最後的遺言，戰爭是對立的、殘酷的、流血的，是妻離子散的，唯有和平，幸福安樂才能指日可待。
蔡元培（一八六八～一九四○）
蔡元培，浙江紹興山陰縣人，是中國教育史上，首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、首任中央研究院院長、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等職。他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，開「學術」與「自由」之風氣，主導教育及學術體制的改革。在近代中國的革命史上，他是唯一以進士、翰林身分，棄官從教，成立愛國學社等組織，並發行《俄事警聞》等報刊雜誌，提倡民權，鼓吹革命，是一位付諸愛國行動的讀書人，說他是當代孔子，實不為過也。
從小，我就欽佩蔡元培先生，他說：「教育者，養成人格之事業也。」在北大發刊詞，他引用《中庸》：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」他大量延用新人物，不拘一格招聘眾家，倡導平民教育，最早在大學設立研究所、招收女生，是開創國立大學男女同校的先驅者。
他建立中國的教育制度，親手制訂教育方針與新學制，成立「中華民國教育部」，改學堂為學校，監督、堂長，一律改稱為校長，以「五育」：軍國民教育、實利主義教育、公民道德教育、世界觀教育、美感教育，作為教育的方針。蔡元培先生重視美育，他認為美感是普遍性，可以突破人我的偏見，我個人也認為，藝術的極致是宗教的展現，而宗教本身就是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代表。
蔡元培先生對中國的影響，正如美國教育家杜威博士（Dr. JohnDewey），所說：「拿世界各國大學校長來比較，牛津、劍橋、巴黎、柏林、哈佛、哥倫比亞等等，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，但是以一個校長身分，而能領導一所大學，對一個民族、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，除了蔡元培外，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人。」
北京大學在蔡元培極力的改革下，很快的成為思想開放、充滿活力的全國最高學府。他支持新文化運動，提倡白話文，贊成文學革命，倡導以科學和民主為內容的新思潮，使得北大成為「五四」時期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。
在五四運動時，因為支持學生運動，當時有傳言「以三百萬金購人刺殺蔡元培」，蔡元培先生聽聞之後，坦然自若的表示：「如危及身體，而保全大學，亦無所不可。」由此可見他對青年學生，關愛如親生骨肉，肯得以一己生命保全學生，甚至吳稚暉先生形容他：「生平無缺德」。
他提倡民權與女權，倡導自由思想，甚至「以身作則」，以自己的婚姻開風氣之先。三十三歲時，原配夫人王昭病逝，許多人關心他的婚事，爭相幫他作媒續弦，他藉此改革社會風氣，舉出擇偶五條件：
一、女子需不纏足者。
二、需識字者。
三、男子不娶妾。
四、男死後女子可改嫁。
五、夫婦如不合可離婚。
這些條件一開出，讓當時保守的社會各界震驚不已，也表現他對封建禮教的叛逆性格，和追求自主婚姻、兩性平等的看法。
晚年，蔡元培先生仍然積極的參與時事，與宋慶齡、魯迅、楊杏佛等人組織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」，反對國民政府的特務政治，積極開展愛國民主抗日活動，擁護國共合作。一九三八年被推為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的名譽會長，後來在香港因病往生，享年七十二歲。
政治管理眾人，教育百年樹人，蔡元培先生終其一生，在政治和教育上的貢獻，帶動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活躍、思想奔放、為所當為，這種以眾為我的精神，是我們現代知識分子的典範。
甘地（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）（一八六九～一九四八）
甘地，是印度的國父，世界和平的象徵。他主張「不合作主義」、「非暴力」的思想，以無比的勇氣和智慧，從一個平凡的小律師，帶領全印度邁向獨立，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，大家尊稱他為「聖雄甘地」。
甘地在南非工作時，看到印度僑胞受到不平等的待遇，歷經二十年，他連續發起「非暴力」不流血的抗議行動，一直到南非政府以同等的權益對待印度人；回到印度之後，他主張「不合作主義」，發起全國總罷工、罷市、抗稅運動，包括不上英國人的法庭、學校、不買英國的國貨等，運動擴及印度全國，不斷地激勵和帶動所有的人，為自由努力奮鬥。
為了領導印度人民為自己爭取人權，甘地畢生絕食十六次，一次又一次走到生命的絕境；他入獄十八次，被關了二千三百多天；先後遇刺五次，儘管有多次的牢獄之災、生命的危險，甘地一直甘之如飴，點點滴滴累積爭取印度平等、獨立的機會，始終不放棄。
古今中外不少偉大的人物，都有過入獄的經驗，監獄能關閉一個人，但不能關閉一個人的智慧與成就。愛因斯坦曾讚許甘地說：「後世的子孫也許很難相信，歷史上竟走過這樣一副血肉之軀。」
我認為，革命，就是甘地的修行，他以素食、絕食抗議等非暴力行動，實踐無我、犧牲奉獻的精神。
甘地的另一項運動是鼓勵人民自行織布，以抗拒英國的布料，他希望每個印度人都紡織生產，一來可以增加就業機會，彌補農閒的空檔，並藉以發展農村自主經濟。甘地認為工業化會對人類造成不人道的威脅，人類不是隸屬於經濟的生產力，而是一切的中心。確實，當人類為了發展經濟，破壞生態環境時，未來再多的金錢，都買不回大自然了。
甘地以人為本的中心思想，也展現在他提倡各宗教尊重與包容。記得我在澳洲曾經遇到一位國會議員菲利普羅達克（Philip Ruddock），他問我：「世界上哪一個宗教最好？哪一位宗教大師最偉大？」我說：「你歡喜的就是最好、就是最偉大。」甘地宣稱自己沒有特定的信仰，不歧視、不排斥任何不同的宗教，他說：「我是伊斯蘭教徒，是印度教徒，是基督徒，也是猶太人。」
甘地一生中，大部分都過著苦行僧的生活。有一天，他到英國倫敦，接受英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的召見，當天他穿了一件褪色的上衣，在英國首相的陪同之下與女王見面談話，記者上前問甘地，這樣的穿著是否太過失禮？
甘地聽了，淡淡地說了一句話︰「英國首相身上的衣服，十個窮人可以穿，而我身上的衣服，卻只有一個窮人可以穿。」這種不為物欲、不為己求的精神態度，使得所有受制於英國殖民的印度人，死心塌地的跟隨甘地。
甘地是和平的推手，在為印度獨立解放奮鬥的同時，甘地也為了消除種姓制度、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紛爭而努力。七十九歲的甘地，在一次調解教派紛爭的活動中，被一個極端分子槍擊而離開人世。
甘地說：「領導，就是以身作則來影響他人。」甘地是印度自由的燈塔，永遠照亮印度和全世界嚮往自由、民主、平等之人的心中。
梁啟超（一八七三～一九二九）
梁啟超，廣東省新會縣人，又號飲冰室主人。曾經擔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財政總長，從政三十六年間，著書立說不斷，是中國近代歷史上，貫穿中西思想的大學者、改革者、史學家，更是重視培養人才的教育家。
光緒年間，梁啟超先生和他的老師康有為，成立「保皇黨」，發動「戊戌政變」，後來失敗逃亡日本。袁世凱要恢復帝制，他在《大中華》雜誌上發表〈異哉！所謂國體論〉，大力抨擊袁世凱，並且號召四萬萬同胞大家共同討伐袁世凱。袁世凱願以十萬金，要求他不要發表文章，但是梁啟超先生斷然拒絕；袁世凱又威脅梁啟超，他說：「寧可逃亡生活，也不願苟且偷生。」充分展現了文人的氣節；他反對張勳復辟，不惜和老師康有為決裂，力主保衛共和，深獲國父孫中山、胡適、毛澤東等人的尊敬和認同。
梁啟超先生天資聰穎，思辨過人，從小就嶄露頭角，十二歲考上秀才，十七歲又中了舉人，有「嶺南奇才」神童之稱。
十歲那一年，跟父親入城，夜裡住在秀才李兆鏡的家中。第二天早晨到前廳的杏花園玩耍，摘了幾朵杏花，遇見父親和李兆鏡友人，趕緊將杏花藏在袖子裡，父親借景考驗，問說：「袖裡籠花，小子暗藏春色。」
梁啟超仰頭凝思，瞥見對面廳簷掛著「擋煞」大鏡，即念出下聯：「堂前懸鏡，大人明察秋毫。」他的才思敏捷，可見他深厚的文學底蘊。
有一次，他到武漢講學，順道拜訪當時擔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。張之洞想要為難他，出了個上聯：「四水江第一，四時夏第二，老夫居江夏，誰是第一？誰是第二？」意思是說我才是老大。
梁啟超先生略一思索，便說：「三教儒在前，三才人在後，小子本儒人，豈敢在前豈敢在後！」三教是指儒釋道，三才是說天地人，我不在你前，也不在你後，與你平起平坐嘛。張之洞一看，從此改變了對梁啟超的看法，奉梁啟超為上賓。
一代大儒梁啟超先生和佛教非常有緣，他有系統地研讀佛典，並且將研究所得撰文發表，計有〈佛教之輸入〉、〈千五百年之中國留學生〉、〈佛教與西域〉、〈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〉、〈佛典之翻譯〉、〈翻譯文學與佛典〉等，共計十八篇，全書就名為《佛學研究十八篇》。從史學的角度出發，對中國佛教的興衰流變，以及相關的事項作了扼要的闡述。他在這本書中提到，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，我國文學中增加了三萬五千字以上的新興名詞；又說，我國近代的純文學如小說、歌曲，皆與佛典之翻譯有密切關係。
一九二二年，太虛大師在武昌創辦武昌佛學院，梁啟超曾被推舉為第一屆董事會董事長。到了晚年，他對佛教有很深刻的體會，他說：「佛教的信仰，是正信而非迷信，是兼善而非獨善，是住世而非厭世，是無量而非有限，是平等而非差別，是自力而非他力。」
梁啟超先生從事報刊活動二十七年，一生創辦領導報刊十七種，被譽為「言論界之驕子」，對中國早期報刊政論有巨大的貢獻。報館崛起，帶動知識分子愛國的情操，倡導民主自由的新思潮，可以說，梁啟超先生是我們中國人言論自由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不二人物。
從接觸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，到西方思想帶來的開放衝擊，一直到參與政變、革命、從政，最後投入教育，他是一位不斷自我更新的大學者，他甚至說：「今日之我不惜與昨日之我宣戰。」
一九一八年遊歷歐洲諸國之後，任教於北京大學等各大學，他在北京組織共學社，宗旨為「培養新人才，宣傳新文化，開拓新政治」，救國救民的熱心，始終不減。梁啟超先生明白，唯有播下教育的種子，中國的未來才能開花結果。
一九二六年，梁啟超因為尿毒症，擇北京協和醫院替他開刀治療。手術進行相當順利，但是出院後病情卻未見好轉，反而有加重的情勢。後來才發現，醫生誤把他健康的腎摘除，留下病變的腎。
梁家的人憤怒無比，準備向醫院提告，但梁啟超反而勸慰家人放棄訴訟，告訴他們說，生死有命，算了。梁啟超的寬大胸懷，實令人讚佩不已。
宋教仁（一八八二～一九一三）
宋教仁，湖南省桃源縣人。說到中國近代史，大家不能漏掉宋教仁先生，一九○四年，他在長沙和黃興成立「華興會」；一九○五年，和孫中山成立「同盟會」。他籌組成立「中國國民黨」，擔任第一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；中華民國成立後任職南京臨時政府法制院院長，是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。翻譯過《日本憲法》、《英國制度要覽》、《德國官制》、《美國制度概要》等十多個國家的憲政著作，是中華民國實施民主憲政的偉大人物代表。
一般人對宋教仁先生的印象，都是停留在他和孫中山先生一起籌組同盟會，翻開歷史文獻資料，對宋教仁先生的著墨實在太少了；但是，我個人認為如果沒有宋教仁先生，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民國。
宋教仁先生是一位很有前瞻性、建設性的人才。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，為了避免總統獨權、專制，宋教仁先生主張「責任內閣制」，他認為：「內閣不善，而可以更迭之，總統不善，則無術變易之；如必欲變易之，必致動搖國本。」權力帶來腐敗，絕對的權力，帶來絕對的腐敗，宋教仁先生以制度、政黨的力量，來限制權力無限擴張的可能性，這對袁世凱的皇帝夢，造成很大的威脅和壓力。因此，袁世凱擔任總統後，百般籠絡宋教仁，請他出任總理，他堅決不做，後來又召見他，親自送上貴重的禮物和五十萬元鉅款，他也予以謝絕。
同時，宋教仁先生也提倡「政黨政治」的理念，他認為：「透過選舉的競爭，在國會裡頭，占得大多數議席的黨，組成一個黨的責任內閣；退而在野，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，使它有所忌憚而不敢妄為。」就像台灣今天的政黨政治，有國民黨、民進黨、親民黨等一樣，大家彼此互相制衡。
不僅如此，宋教仁先生把國家人民的利益，放在黨的利益之先，和袁世凱討論內閣組織前，國民黨大老陳其美、應夔丞等人，詢問宋教仁關於國民黨內閣的組織辦法，宋教仁只有一句話：「我只有大公無黨一個辦法！」宋教仁先生不戀棧權位，不圖利個人，高風亮節的胸襟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其實，推翻滿清後，中國仍然處在極度的混亂中，列強侵略、軍閥四起，於政、於黨，大家想法意見都不同，利益衝突暗潮洶湧。一九一三年，在上海火車站，袁世凱派人暗殺宋教仁先生，得年三十一歲。當時在日本的孫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害，書寫輓聯：「作民權保障，誰為後死者；為憲政流血，公真第一人。」
宋教仁先生犧牲以後，袁世凱的帝制思想浮上檯面，孫中山先生等革命人士，二次革命討袁護法，才不至於讓初萌的民國政治走回皇權時代。宋朝范仲淹先生曾說：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。」宋教仁先生一生為革命、民主、立憲的努力奮鬥，可以說，是這句話的最佳寫照。
艾森豪‧威爾將軍（Dwight David Eisenhower）（一八九○～一九六九）
艾森豪將軍，是美國的傳奇人物。他從來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，但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擔任盟軍最高統帥，揮軍登陸諾曼地，贏得大戰勝利。只有軍校畢業的艾森豪將軍，卻當上美國著名學府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；沒有做過市長、州長、部長或國務卿，但他是全美國人民選出來的第三十四任總統，到現在，還經常被評選為美國前十名最好的總統之一。
世界上許多偉人都有一個性格「面對問題，從不退縮」，所以能建立永垂不朽的功勳偉業，艾森豪將軍也不例外。
他小時候常和家人一起打橋牌，有一次，他拿到一副壞牌，心裡非常不高興，一邊打就一邊埋怨。母親聽了很不歡喜，斥責他︰「孩子，玩牌的規矩，就是不管你拿到什麼牌，都不可以抱怨，而且要盡力打好它。人生也是這樣，不論你遭遇何種處境，你都要在這種處境和條件當中，盡可能地做到最好的地步！」艾森豪能成為偉大的人物，受母親這一席話影響不少。
艾森豪將軍擔任歐洲盟軍統帥，英美雙方陸海空三軍部隊人數日增，再加上法國、比利時、捷克、加拿大、波蘭、紐西蘭、南非、澳洲，及其他國家軍隊的加入，可以說，艾森豪將軍主導了戰史上空前浩大的聯合軍事行動。歐洲各國名將，如：英國的蒙哥馬利、法國的戴高樂等，對他都欣然服從，為他所用。艾森豪將軍自謙說：「自己只有領導三個人，下面是陸海空三軍各自分層負責。」艾森豪發現人才、充分授權，在他的領導統御、調兵遣將之下，盟軍順利地登陸諾曼第。
有一句話說：「人為善，福雖未至，禍已遠離；人為惡，禍雖未至，福已遠離。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，歐洲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‧威爾，在法國的某地乘車返回總部，參加緊急軍事會議。那一天大雪紛飛，天氣寒冷，汽車一路疾馳，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途中，艾森豪忽然看到一對瑟瑟發抖的法國老夫婦坐在路邊。
艾森豪將軍立即命令停車，一位參謀急忙提醒他說：「我們必須按時趕到總部開會，這種事情還是交給當地的警方處理吧。」
艾森豪堅持要下車去問，他說：「如果等到警方趕來，這對老夫婦可能早就凍死了！」
經過詢問才知道，這對老夫婦是去巴黎投奔兒子，但是汽車卻在中途拋錨了。艾森豪二話沒說，先將老夫婦送到巴黎兒子家裡，才趕回總部。
由於要送這一對老夫婦到巴黎，他們改變原本回總部的路線，卻因此逃過一劫。原來，那天德國納粹的狙擊兵，早已預先埋伏在他們回總部的必經路上，艾森豪為了救那對老夫婦於危難之中而免於一難。歷史學家評論道：「艾森豪威爾的一個善念，躲過了暗殺，否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將改寫」。
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，艾森豪雖然是國家最高統帥、國家的元首，同時也是一位愛家、愛老婆的代表。聽說，艾森豪還是美國總統的時候，每次回家，都會幫太太燒個兩樣菜，是一對令人羨慕的佳偶。
把握現有的條件，盡力發揮，努力做到最好，就會轉危為安，這是艾森豪將軍一生克難致勝的人生哲學。他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，唯才是用，充分授權，至今讓人懷念。
安貝卡（BhimraoRamjiAmbedkar）（一八九一～一九五六）
在一九五○年代，我初到台灣編輯《人生》雜誌的時候，就聽到從印度傳來消息，有一百萬人皈依佛教，沒有多久，又聽說有五十萬人皈依了。我就很訝異，過去佛陀時代靈山勝會，百萬人天，今日在印度真的又重現了
是什麼原因？是什麼理由？能讓印度的佛教，這麼一下子有這樣大動作的舉行皈依典禮？因為資訊不詳，我也不能深入了解。一直到多年後，我才明白這是由印度安貝卡博士，號召印度群眾集體皈依佛教的運動。
安貝卡博士，在印度種姓制度中，出身於最低級的首陀羅。他擁有美國的經濟學及英國的法學雙重博士學位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安貝卡博士應邀加入總理尼赫魯的內閣，擔任印度獨立後第一任的司法部長，也是印度憲法的制憲者，他是賤民出身出任政府要職的第一人。他經過二十年在政治上的努力，被推選為獨立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，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印度獨立憲法中正式廢除了「賤民」制度。可以說他一生奉獻於鼓吹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人權運動。
出生賤民的安貝卡博士，從小就飽受不平等的欺凌和歧視。小時候曾經有三個讓他難以忘懷的經驗：
一、上小學的時候，他每天要帶一塊布到學校，放學的時候再帶回家裡。這一塊布做什麼用呢？原來是用來鋪在他的座位下。如果不鋪上這一塊布，他座位下的那一塊土地就會被他污染。如果有人踩到這一塊被污染的土地，那個人的靈魂也完了。
二、在學校裡，安貝卡不能去碰水龍頭。在印度的學校裡，為了限制賤民的行動，每個學校都有校警。只有在校警的監視下，老師才可以打開水龍頭，然後把水分給賤民背景的學童。如果校警請假，賤民的學童整天就沒水喝了。
三、九歲那一年，他從鄉下搭火車到一座山城去看他父親，下了火車要搭牛車上山，但是駕牛車的人不肯載他，他付了雙倍的錢，才說服了那個駕牛車的人讓他上車。那個駕牛車的人寧可自己跟在牛車的後面走，也不願與安貝卡同行。因為路途太遠，半夜到了一個山區的小客棧，客棧主人不允許這個九歲的小孩住進去，他只好在牛車上挨餓受凍，直到第二天下午到達目的地為止。
身為賤民飽受歧視和污辱的安貝卡，一生最大的努力就是廢除種姓制度。留學回國後，推動改革印度教來廢除種姓制度及賤民制度，第一個行動，就是在一九二七年公開焚燒《摩奴法典》（Manusmriti），但種姓制度一直存在。
直到一九三○年代，他終於體悟到：「唯一的途徑只有脫離視他們為賤民的這個宗教。」安貝卡博士認為，與其困在三千年的印度文化，不如改信其他的宗教，讓新觀念進來，為賤民找到平等生存的權利和希望。
佛教的教義，符合安貝卡博士理想中的四個判準、一個堅持。他的四個判準是：
一、不論他選擇那一種制度，都必須極致的激發人類和社會的價值。
二、不論他選擇那一種宗教，都應該要能與理性相契合。
三、一種可被接受的宗教必須能激勵自由、平等和博愛的精神。
四、不管他選擇什麼宗教或哲學，都不應該有阿Q心理，把貧窮「神聖化」。
一個堅持：非暴力，他所追求的新宗教必須是一個非暴力的宗教。
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，這一天是印度歷史上阿育王改信佛教的日子，安貝卡號召全印度的賤民族群，集合到印度的地理中心點「龍城」（Nagpur），一起參加皈依佛教的大典。五十萬人從印度各地來到這裡，這一次的大皈依，也是佛教十三世紀在印度滅亡之後最大一次的皈依典禮。
在皈依典禮上，安貝卡說：「從今天起，我們脫離了地獄！」沒有了種姓制度觀念的綁架，大家都重生在佛陀的平等教義中，人人皆能成佛。
二○○六年，為了紀念印度佛教復興之父安貝卡博士，帶領五十萬民眾皈依佛教五十週年紀念，我應邀前往印度安特拉省海德拉巴市，主持了二十萬人皈依三寶典禮；當時，我還特別前往他的聖像前合掌，對他表示最大的敬意。
印度出生了倡導平等思想的佛陀，大乘佛教的發起人龍樹菩薩，和積極發揚平等精神的安貝卡博士。今天，我們對安貝卡博士最好的紀念，就是繼續發揚佛陀慈悲、平等、和平的精神，將尊重包容、歡喜融和的佛教，散播到全印度，乃至全世界。
胡適（一八九一～一九六二）
胡適，字適之，出生安徽績溪。胡適先生從美國留學回到中國，在北京大學任教，後來擔任北大的校長、駐美大使、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，是當年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，開拓了一個白話文學的新時代，對整個社會風氣、人文思想，造成很大的震撼與改變。
我很贊同胡適先生的想法，他說：「文章本來就是用來表情達意的，表情表得好，達意達得好，就是好文章。」他發表的《文學改良芻議》，提出文學改良，必須從「八事」入手︰
一、須言之有物；
二、不摹仿古人；
三、須講求文法；
四、不作無病之呻吟；
五、務去濫調套語；
六、不用典故；
七、不講對仗；
八、不避俗字俗語。
我一生推動人間佛教現代化、大眾化，提倡說法要給人聽得懂、能受用，寫文章能讓人心領神會；胡適先生改革文學，提倡白話文的看法，影響我很大，對我後來執筆寫書、弘法利生的思路，起到關鍵性的影響。
其實，佛教的經典如《阿彌陀經》、《法華經》都是白話文學，而《維摩詰經》兩萬五千字，胡適之先生稱它是世界上最長的白話詩，具有哲學的意境和文學的美妙。他說：「佛教的譯經師用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來翻譯佛經，但求易曉，不加藻飾，造成一種白話的文體；佛寺禪門，成為白話文與白話詩的重要發源地。」
對於說話，胡適先生也別有一番妙解，他說：
「一、要有話說，方才說話。
二、有什麼話，說什麼話；話怎麼說，文章就怎麼寫。
三、要說我自己的話，別說別人的話。
四、是什麼時代的人，說什麼時代的話。」
說話這一門藝術，和他所提倡的「白話文運動」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我個人認為，胡適先生就是希望每一個人要有自己的主見，不要盲目地追隨別人的看法，失去了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。
胡適先生的思想、輿論、教育及學術界，從過去到現在，一直發揮重要影響。他所撰寫的《中國禪宗史》，是研究佛教史、禪宗史必讀的書籍。他曾經考證：神會大師應該列為禪宗第七祖。他認為六祖的傳人不是別人，正是神會大師！有人認為胡適先生的想法有所偏頗，我個人認為，不管他的立論對與不對，神會大師對於六祖大師、禪宗的貢獻，是非常大的了。
胡適先生的個性幽默風趣，他把過去女人的「三從四德」，改成現代男士應該做到的「三從四得」。所謂的「三從」就是：「太太出門要跟從、太太命令要服從、太太說錯要盲從」；「四得」是「太太化妝要等得，太太生日要記得，太太責罵要忍得，太太花錢要捨得。」
此外，他對男士們說，先生對太太要恭敬、畏懼、禮讓，凡是有學問的君子，有知識的男子漢大丈夫，都應該加入他的「怕老婆會」。
雖說是怕老婆會，其實是捍衛人權，提倡自由、民主、兩性平等的先驅者。我對胡適先生在中國這個大男人的社會中，不時為平等發聲，關懷女性朋友的權益，覺得他是一個了不起的改革者。
佛教雖然力主眾生平等，但是受到本土文化的影響，也存在這種男尊女卑的想法。有鑑於此，我除了推崇女性為教為法的犧牲奉獻，在各種場合的座位安排，也常常注意男女兩序大眾的平衡。尤其，大家熟悉的十八羅漢，雖然都是現比丘相，我在佛陀紀念館的菩提廣場，特別安排了三位女眾阿羅漢，來彰顯佛教平等的可貴。
歷代以來，不少中外名人，他們的名句，至今依然為人所津津樂道。細數胡適博士的名言有：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、「要怎麼收穫，先要怎麼栽」、「為學有如金字塔，要能廣博要能高」、「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，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」、「能救中國的，就是一個賽先生（Science）和一個德先生（Democracy）」等等。他一生的學問、道德、愛國、為人處世，都堪為我們後世子孫學習啊！
哲人已逝，胡適之先生所給予世界的光明，將永遠存在。
註：「賽先生」（Science）：指近代自然科學法則和科學精神；「德先生」（Democracy）：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。這兩個名詞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，流行的口號。
傅斯年（一八九六～一九五○）
傅斯年，字孟真，出生在山東聊城，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。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、中央研究院院士、台灣大學校長、《國語日報》創刊首任董事長，是一代史學大家。談到大學精神的開創者、領航者，傅斯年先生的學問、行政，學術組織能力，至今無人能出其右。
傅斯年先生有一句名言：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東西。」他認為學術研究要有追根究柢的精神，不應該拘泥於象牙塔內，要落實在史料的搜尋與佐證中。這不僅是做學問的態度，也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積極、正面的實踐力。
任職北大代理校長期間，傅斯年也是國民參政會的參議員，人稱「傅大炮」。一九四四年，傅斯年在參政會上，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，揭發他貪污舞弊，罵他是皇親國戚。
事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，說：「你信任我嗎？」
傅斯年回答：「我絕對信任。」
蔣介石又說：「你既然信任我，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。」
傅斯年立刻說：「砍掉我的腦袋，我也不能這樣說。」
另外，一九四七年，他發表了兩篇文章：〈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〉和〈宋子文的失敗〉。文章輾轉傳播，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。他這種不畏強權、明辨是非的勇氣和擔當，文人問政的氣節風骨，至今仍然大快人心，為人所津津樂道。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，傅斯年先生在危難之際，受命承擔台灣大學的代理校長，一九四九年正式接任後，由於大陸各大學學生大量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，經審核考試後，台大的學生人數由數百人激增到三千人。教室和宿舍都不敷使用，傅斯年先生大力添購圖書、儀器，增建教室宿舍，延聘教授，改革附屬醫院，一番大刀闊斧，讓台大「脫胎換骨」，氣象一新。
為了嚴格淘汰不適任的教師，傅斯年親自到教室旁聽，兩年內，解聘了七十幾位老師。又聘請北大名師，如當時的國學碩儒勞幹、英千里、陶葆楷、董文琦等人到台大任教；此外，董作賓、屈萬里、方東美、臺靜農等大師級的導師，也都應他親自邀請而來。
傅斯年力圖革新的魄力十足，為了校務發展，他也不惜放下身段，四處奔走。他上達「天聽」的本事，更為人傳頌。據說，傅斯年先生常去找蔣介石要辦學經費，他每去一次陽明山，必定是「滿載而歸」，是一位敢在蔣介石面前從容蹺起二郎腿、抽著煙斗的人。難怪傅斯年提到胡適時說：「胡適比我偉大，但我比胡適能幹。」
對於大學教育，傅斯年先生常以「敦品、勵學、愛國、愛人」與學生共勉。後來台大和師大發生「四六事件」，傅斯年先生對於當局不經法律程序，逕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，親自找國民政府官員交涉，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。他甚至向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警告：「若有學生流血，我要跟你拚命！」他捍衛學術自由，也用他全部的生命保護學生的性命安全，他為所當為的魄力承擔，讓當權者不敢再隨意妄動。
學潮過後，傅斯年首次主持台大校慶，他在致詞時，向所有教授、學生說：「我們是純粹為辦大學而辦大學，不許把大學做為任何學術外的目的與工具。」最後，他引用荷蘭哲學家史賓諾沙「宇宙的精神」──「我們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」勉勵所有的師生。
胡適先生曾評價傅斯年先生：「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，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。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，同時又是最能辦事，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。」
他對新思想的提倡，對學生的愛護，處處都為台灣的大學開創出一番新天地。就是這樣恢宏的氣魄，雖然執掌台灣大學不到二年，但是傅斯年先生的精神，就像台大的「傅鐘」一樣，聲聲敲在所有熱情於教育、熱情於國家民族的人的心坎上。
鄧小平（一九○四～一九九七）
鄧小平，四川廣安縣人，是前中共領導人，提倡「改革開放」和「一國兩制」。一九七○年，他提倡經濟改革開放，帶動中國經濟發展，人民生活水平大為改善。美國《時代》週刊評價他：「使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準改善，有助於保持世界局勢的穩定」，被稱為「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」。看到今天中國崛起，我們不得不說，鄧小平先生影響了二十世紀後期每個中國人，甚至全世界。
二○一二年，我應天下遠見創辦人高希均教授的邀請，為哈佛大學傅高義先生的大作《鄧小平改變中國》寫序，我寫下：
「關於鄧小平先生：
世間沒有恆久不變的事情，要改革才能進步；
世間沒有永遠封閉的區域，要開放才能壯大。
三起三落，政壇上台下台，流露堅忍意志，實在是超群；
一次南巡，中國走向富強，身材不滿六尺，顯然是巨人。」
在帶領中國走向「堅持改革開放，發展市場經濟」，鄧小平先生真可謂是歷經千生萬死。
人生無常，世事難以逆料，鄧小平先生一生中三起三落，每一次都是在位高權重時，重重的摔了下來。他被關起來、被批鬥、被羞辱，甚至跪下來自我批判，但是，非常奇蹟的，每一次再爬起來時，都很快速的恢復他原來的地位和聲望，甚至摔得愈重，爬得就越高。由此可見，鄧小平的思想、能力和影響力，是普遍被大家所認同的。
毛澤東曾這樣形容他：「鄧小平德才兼備，軍政皆優，是一位能夠﹃上馬擊狂胡，下馬草軍書﹄的非凡帥才。」鄧小平先生的膽識，讓他化險為夷，處變不驚的態度，讓他完成救國救民的大業。
鄧小平解放思想，實事求是，因此有「摸著石頭過河」一說。意思是，中國改革問題複雜，必須要保持穩定，摸著石頭過河，不能過急，不能躁進。台灣有一句話說：「吃快撞破碗」，相對於今天資訊時代，雖然快速，卻是來得快，也去得快，不能持久性的發展，很多很好的想法，只是曇花一現就沒有了，實在很可惜。
因為鄧小平，中國共產黨不再以階級鬥爭為政策，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。鄧小平先生說：「不管黑貓白貓，會捉老鼠的就是好貓。」這種以實務為導向，不為框框所限的開放政策，為大陸的經濟帶來希望和轉機。
鄧小平年輕時曾到法國、蘇俄留學，他深諳知識就是力量的來源，人才是國家奮起的根本，他重視知識分子，改變了自文革以來知識分子飽受歧視的現象。因此，他提倡共產黨必須幹部年輕化、知識化和專業化，並建立了「顧問委員會」來安置這些老幹部。
人對了，事情才會做，對於全面改革，鄧小平先生是徹底執行的。一九八九年，八十五歲的他，對中共領導班子說：「要改換領導層，讓新的領導機構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，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有希望的領導班子，這是最重要的。這是向人民亮相啊！」
他掛念腐敗、提醒大家要團結，鞏固領導中心，他提攜江澤民、胡錦濤等人，使中國改變了長期以來對外封閉的情況，讓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同時，在穩定中發展、進步。
鄧小平先生高瞻遠矚的智慧，對中國所努力、奮鬥的一切，如今已經開花結果了，可以說，他是二十世紀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。
德蕾莎修女（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）（一九一○～一九九七）
德蕾莎修女，本名是艾格尼絲‧剛察‧博亞丘（Agnes GonxhaBojaxhiu），阿爾巴尼亞人。德蕾莎修女是世界上罕見的傑出婦女，她將一生寶貴的歲月，奉獻給宗教，奉獻給全人類，尤其是受苦受難的眾生，可以說她是一位具有「宇宙心」或「世界心」的偉大女性。
修行不是來享受清淨、無為的生活，而是應該像德蕾莎修女一樣，為大眾服務、奉獻。三十歲時，她已經在印度一所環境優美的貴族學校，聖瑪利亞羅雷托修女會中學擔任校長，可見她是一位有修行、學養豐富、具有領導能力的青年才俊。
但有鑑於學校內是舒適、安全、紀律的生活，學校外卻是滿街無助的痲瘋患者、乞丐、流浪孩童，她極力地向梵蒂岡總主教請求離開教會、學校，經歷二年，終於在教宗庇護十二世（Pius XⅡ）的允許下，德蕾莎修女脫離了教會衣食無缺的庇護，離開舒適圈，以自由修女身分，走向苦難的眾生。
後來，德蕾莎修女與其他十二位修女，成立了仁愛傳教會（Missionariesof Charity；又稱博濟會）。她入境隨俗的將教會的修女服，改為印度婦女傳統的沙麗，以白布鑲上樸素的藍邊，成為博濟會修女的制服。白色代表純潔的心，藍色代表希望向前，她走出一條別於一般天主教的神父、修女在教堂傳教、辦學、辦醫院的天主教傳教方式，可以說，她是天主博愛的化身。
我很喜歡《德蕾莎修女傳》這本書中，她說的一句話：「擁有貧窮是我最大的驕傲。」在人人追求財富的世界，她卻能以破釜沉舟之心，道出另一種心靈層面的昇華。能夠「忍受」貧窮很了不起，而她卻能以「擁有」貧窮為驕傲，更何況，在一無所有的條件下，她成立了這麼多的難民收容所。「擁有貧窮」與「擁有物欲」，最大的不同在於，擁有貧窮使你精神自由，擁有物欲使你墮落束縛。
以佛教的觀點來看，這位值得敬佩的德蕾莎修女，就像一位「出生入死」的觀世音菩薩，「千處祈求千處應，苦海常做渡人舟」，那裡有需要，她就到那裡。
一九八二年，在貝魯特難民營遭受圍攻的緊要關頭，德蕾莎修女斡旋以色列軍隊與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間，實現暫時停火，並且因此得以從一座處於交戰前線的醫院中，救出三十七名孩童。後來，在國際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陪伴下，穿越交戰區域前往損毀的醫院，疏散年輕病患；同時，也幫助和照料衣索比亞的飢民，車諾比的核輻射受害者，以及亞美尼亞大地震的災民。
閱讀德雷莎修女著作的《世界之心》，有時像在翻閱禪宗生動的公案，許多她經由關懷人類而親身歷練出來的智慧，是各大宗教間共同的菁華。例如：「奉獻愛心的人最富足」、「讓我成為創造人間和平的工具」、「我們不要用彈藥和槍械去征服這個世界，我們要用愛和憐憫來同體共生。」
尤其德蕾莎修女很有見地的認為：「這一代青年比上一代青年更加樂善好施；在服務人群上，更加的開悟，更加的樂意奉獻犧牲。」
我個人認為，真正的卓越，不是功成名就，而是無私無我的奉獻和付出，做一個給得起的人。如同德蕾莎修女曾經說過：「很多人都想要追求卓越，但很少人知道卓越就是愛。」
目前德蕾莎修女留下的博濟會，在全世界一百二十三個國家，有四千名修女，超過十萬名以上的義工，還在繼續為人服務。雖然德蕾莎修女已離開人世，但她的愛和影響力，卻永遠留在人間。
赫爾穆特•科爾（Helmut Kohl，一九三○）
赫爾穆特•科爾出生於德國的路德維希港，是著名的政治家，德國歷史上第六位總理。
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八年，他當了十六年總理，最大的功績，是推動東西德和平統一，為歐洲聯盟一體化邁出了關鍵一步。科爾被世界歷史列為「統一總理」，並被譽為「歐洲榮譽公民」（Honorary Citizen ofEurope）。
戰爭是殘酷的，槍林彈雨，骨肉分離，造成同文同種的德國人，一分為二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戰敗國的德國分別為蘇、美、英、法四國管轄區，並於一九四九年分成東、西德兩個國家。為了徹底把兩個德國分開，一九六一年，東德共產政府建造「柏林圍牆」，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，東西德統一的呼聲，急遽高漲。
東西德的統一，關聯到許多國家，如蘇、美、英、法等國的利益好處。有一次，科爾與英國柴契爾夫人在巴黎會面時，科爾說：「誰也無法阻止人們決定自己的命運，你也沒有這種能力。」柴契爾夫人說：「這只是你的想法。」科爾具備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溝通協調的能力，終於在一九九○年蘇、美、英、法和東西德代表在莫斯科舉行了會談，簽訂了《二加四條約》，允許統一之後的德國，成為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，四個戰勝國的特權，全部取消。
利益交關時，有人用暴力統治對方，有人用金錢收買對方，有人用權力侵略對方，但是，科爾成功的用民主制度統一兩德。
面對東西德二者南轅北轍的政治管理，首先，科爾著手把東德經濟納入西德軌道，第一步西德政府準備了二百五十億西德馬克，用西德馬克取代東德馬克。接著，兩德簽署統一條約，確立兩德統一的性質：東德歸入西德，獨裁解體。科爾為德國統一所做的努力，使得他在反對黨裡，也獲得尊敬。他被尊稱為一位「偉大的德國人」。
一九九二年，慶祝科爾在職十週年，科爾自信、堅定地表達他的心願：「德國統一和歐洲統一，是一個銅板的兩面；只完成其中一項，並不表示我已經達成我的目標。」
科爾的妻子語言學者雷娜，曾經這樣形容科爾的性格：「在交往的十一年間，每週收到科爾三至四封信，共計二千封。科爾不輕易承諾，但一旦承諾，他一定會做到。」信心、願力加上鍥而不捨的行動力，科爾做為世界第一總理，實在是實至名歸。
人世間，最大的勇氣和承擔是「認錯」。兩次的世界大戰都是德國發動的，給世界人民帶來非常嚴重的災難。一九九五年，科爾繼前總理威利布朗特（Willy Brandt）之後，雙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前，重申國家的歉意：德國絕不會忘記發生在納粹集中營的種種可怕、殘酷的野蠻行徑，會勇敢而嚴肅地承擔起歷史的責任，並且發願建設一個寬容與開放的社會。
如今的德國，是歷史上第一次周邊國家「只有朋友，而沒有敵人」的時代，並成為歐洲經濟的發動機。這些，都要感謝科爾當時不畏困難、不計一切的努力推動民主、統一。
以上說來，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，當然各行各業中，對國家、社會、人類有所貢獻的人還有很多，我只就其個人的人格，舉出自己一點觀見。
總之，如毛澤東先生在〈沁園春‧雪〉裡說的「數風流人物，還看今朝」，其實，英雄人物不是哪一個個人所成就，這以上十二位英雄人物，不知各位讀者，你有同感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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